2809-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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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才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
赵烈文说：
“阁下爱贤好士，天下所共知。远者可无论，仅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是士负阁下邪？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嚣，凡其器能略过俦辈，咸思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因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5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
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成为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幕僚中26名督抚、堂官，50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只一次。他们所以得任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殆至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
自己获利，也要让别人获利——这应该成为做局者时刻牢记的规则。否则，你只能成就一时，从长久来看，是要失败的。因为，第一局做成后，大家都在盯着所得的利益，此时，你是如何做的，大家是非常关注的。
气度决定格局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看得远，才能干得大。的确，对于要成就一番大事的人来说，富有远见卓识是非常关键的素质。晚清大商人李宏龄因经营票号而卓立于当时商界，创造了不少商界奇迹。他绝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远见，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商人。
有策蹇觅食之董小乙，一日，送客归途遇一妇，两情相洽，偕归家同宿，拟结秦晋之好。妇人曰：“我有银三两，明日买绸为汝制衣。”次日晚，小乙买绸归。越日，取绸视之，有小蛀孔数处。妇人恼甚，曰：“如此不经心，何能成家立业！”即入厨作炊。食毕，命小乙去换。小乙至绸缎铺，彼此争执不能决。妇忽至，落落数语，而铺主奉茶婉谢。小乙见茶即饮，饮毕掷杯倒地，七孔流血而亡。妇抱尸痛哭，谓铺主以茶毒死其夫。铺主烦邻右以五百金寝其事，妇遂策蹇而去。
李宏龄所在的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先世也曾经商致富，后遭战乱中落。1868年，李宏龄经同乡曹惠林推荐，入蔚丰厚票号。他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件。时局动荡之时，许多商人纷纷破产，而李宏龄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愈做愈强，这与他独具远见，目光敏锐且管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商场如战场，一招不慎，便有可能一蹶不振，血本无归。而李宏龄在商战中，屡战屡胜，靠的就是他决战商场的灵活机动、义利双行的经商思想。
首先李宏龄总是在把握大局的前提下，灵活行事。李宏龄有着大商人的气度，在面对纷乱的时局变故中，他不采取一般商人落井下石、趁人之危加以吞并的办法，而是以长远的眼光坚持帮助与本票号有业务往来的商人渡过难关，先后以巨资接济，避免了连锁反应带来的“一损全损”的局面，进而巩固了在同行业中的地位，扩大了业务关系。而且他不像传统商人，一旦盈利，即将大量银钱或窖藏或挥霍，而是将获利的资本拿出来继续投资、扩展业务，进而达到资产升值。李宏龄在主持票号时，坚持顾主利益至上，对顾主讲信义，因而获得顾主们的普遍信任，由是蔚丰厚票号名声益显，生意愈盛。
李宏龄最受瞩目的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他票号改革的远见。在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国内、国外的银行成为票号极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而这种对手在成立之初就因为身份的特殊，使得票号无法与之力争。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17家。他们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掌握中国通商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多方拉拢，使得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获得了一定的数额。之后，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1905年和1907年成立。他们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具有的优越地位，使得票号的生意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而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他们凭藉外力对票号的生存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说“遇倒账，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尚何公理之可言哉？”他早已看到了民族商业的求生之难，因而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李宏龄鉴于票号大势已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于是与游历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一起联合京都祁、台、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而且他还致函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得到各地票庄的普遍支持，在李宏龄的带头下，各庄纷纷要求改组票号。与此同时，李宏龄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但是，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致使这唯一改变票号出路的办法束之高阁。山西票商由此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数年之后，悄然无息。
山西商人在明清称雄商界五百年，而以清代山西票商为最，曾一度执金融界之牛耳。在局势纷纭中，山西票商一再错失良机，终以葬送自己为结果。而李宏龄发动票号改革的远见之举如能实行，则山西商人的辉煌或可继续。由此，李宏龄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远见卓识确属不易。
气度是一种眼界，要求做局者能看得长远，看得透彻，只有眼界上去了，决策能力和行为能力才能提高到超过平常人。
气度是度量，要求做局者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能始终从做局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理智。
气度是勇气，在关键时刻要有战士姿态，有决战的气魄。这一点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做局者成功就成在关键时刻敢于拼一把，而失败的做局者何尝又不是因为怯懦和犹豫。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做局者要有气度，因为无数的案例都证明了气度决定格局。
开局之需仁义道德也是做局的资本（1）
王莽的伪善面具
名声，是做局的资本。名声不好，别人怎肯入你的局？东汉王莽擅长沽名钓誉，鼓吹仁义道德，使自己罩上圣人的光环，制造天命所归的假象。他精心设计的这一切，其实是一个篡夺汉室的局。
王莽属于汉朝的外戚，王氏家族在西汉末年显赫无比，全是因为皇太后王政君。王太后是元帝的皇后，成帝的母亲。成帝即位以后，把王太后的几个异母兄弟，也就是他的舅舅全都封了侯，尤其是王凤（太后同母长兄）为大司马、大将军，掌管朝政，权势最重。
王氏一时贵盛无比，一个个比奢侈，赛豪华。金银珍宝，从四面八方献来，家家姬妾成群，奴仆上千，府第宏丽，可比皇宫，歌舞不绝，狗马奔逐；作威作福，无人敢问。从来外戚势力之大，没有到如此程度的。
然而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便是王莽。他的父亲王曼，是皇太后的异母兄，但死得早，未赶上封侯。王莽的堂兄弟们，全是侯门之子，富贵尊荣，飞扬跋扈，相比较而言，王莽家就冷落寒酸多了。但不管怎么说，王莽总是皇太后的侄子，要抖抖威风，敲敲竹杠，总还是有办法的。但他并不如此。他生活俭朴，读书勤苦，喜欢结交京城中的名士，而疏远那些游手好闲的贵公子。至于待人的谦虚恭让，更是有口皆碑。走出门来，就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儒生，别人绝想不到他竟是太后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