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疯狂-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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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肯定就已经有以上这些星座的记录，比如《诗经》里就有“三星在户”。并且“三星堆”“三星村”肯定都与猎户的“腰带”有关。
“北斗星”又叫“北斗七星”。他们在中国古代的名称分别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前四颗星叫“斗魁”，又名“璇玑”；后三颗星叫“斗杓”或“斗柄”。这七颗星就是大熊座α、β、γ、δ、ε、ζ、η。除“天权”δ是三等星外，其余六颗都是二等星。联接天璇β和天枢α两星的线延长约5倍处，可寻找到“北极星”。故β星和α星又名“指极星”。
“北极星”是一颗单独的星。它是颗二等星，距离我们大约300光年，是小熊星座中最为明亮的一颗恒星。有时候会有8星组合出现，那么可能是指“北斗七星”和“北极星”这个共同体了。比如在我国重要的祭祀场地天坛，就有一个区域叫“七星石”，但实际上那里有8颗星，多出的一颗就是“北极星”。由此可见“北斗星”与“北极星”之于古人的神圣与重要。天坛“皇穹宇”西配殿里供奉的牌位也有“北斗七星神”。在天坛供奉的神明共有十位，北斗是其中一位。在千里之外的蒙古草原，那里每年一度的祭祖活动中也有专门祭祀“北斗星”的环节。可见“北斗星”影响之广泛深远。当然了，假如是文明同源的解释一切就简单了。
在犹太文化和古埃及文化里，“七崇拜”非常明显，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它们的历史也很古老，古老到起码接近万年（初步判断如此）。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最常出现的数字也是“7”，但为什么有“七崇拜”却没有找到头绪。我一直纳闷“七崇拜”从何而起，一直无缘揭开这个秘密。三天前在看一篇讲“北斗星”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前面也说过这个问题，这里再详细些。
首先数目相符，皆为“7”。从天文上看，这个北斗星在过去数十万年中确实有改变，其变化既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不大，它们的位置与数目变化不大，但是在同一位置上的组合形状却有变化，尤其在近万年内和今天形状基本一致，这个相对恒定性决定了它的重要价值：指出方向，无论是陆地还是航行，“北斗星”是最方便的天然工具，并且国际同轨，使用方便。
“北斗星”斗柄围绕“北极星”的变化还可以准确地显示一年四季，从而具有了重要天文历法意义。“北斗星”实际上成为悬挂在所有北方地球人头上的一个精确“时针”。具有了以上识别功能之后，它同时可以指导农牧生产，成为人们不能割舍的知识工具。
《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在七天里创造了世界，一星期分为七天。《圣经》的“七”与星期的“七”不仅是同源的，而且应该与“北斗七星”的古老崇拜有关。尽管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准确的原始崇拜的“七”是什么具体含义，但与天文有关的这个历史或者传统提示人们用同样意义的天文信息来填充今天的“七”。西方有一套“星期”称呼，确实与天文有关，但与“北斗七星”已经无关；东方也演化出一套星期，也是与天文有关的，比如日本的星期一到星期日，是用金、木、水、火、土、日、月来称呼的。
大约3000至2500年前是人类文明的一道分水岭，之前的经验知识得以更新，许多固有观念也开始作废，填充其中的是另外一套东西。所以，我们今天集体失忆，“还原”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究其根源，无非是在那个时代人类跃进到一个文明的新平台，国家、宗教以及金属时代的纷纷确立使一切重新分配，包括经济、权力以及人员。中国很特殊，继承了许多中东的文化，但是独独舍弃了“七崇拜”，起码从表面上看是如此。这或许是宗教方面的缘故造成的吧，因为西方的“七崇拜”是与基督教的“十”字崇拜一同保留下来的。2000年前出现的儒家教化掩盖了中国的一切原始痕迹。
“七崇拜”与“北斗星”联系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北回归线文明”现象只发现在全球北方，而没有同时出现在南回归线上。我曾经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说过，人们为什么要集中在北回归线是因为他们熟悉在这个“北回归线”方位的天文现象，这些熟悉的知识使他们只能生活在这个区域内才能顺利生产生活，否则就会失去方向，就无法生存；当然南方还是有人的，但是没有北方发达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地理上准确的回归线是北纬23。5度，但一般公认的“文明回归线”却在北纬30度附近。在这里，不仅有古埃及和阿拉伯半岛，还横穿了撒哈拉沙漠，别忘记几千年前撒哈拉沙漠是一片水草丰美的“伊甸园”。在世界地图上很明显地看到开罗正在北纬30度线上。在中国境内，四川的“三星堆”与杭州湾附近的“河姆渡文化”也都正在北纬30度上，拉萨这座古城与以上两处著名古文明遗址几乎丝毫不差地骑在“文明回归线”上！在遥远的古代，假如不是天空明亮的恒星有什么可以使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准确选取同一纬度呢？
我觉得，古人很可能在多方面倚重北斗七星，所以他们的迁徙必然多以是否可以看到“北斗星”为限，另外，整个黄河流域也能方便地观察到北斗星。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北方古文明发达的原因所在。同时，它反过来也印证了古代的“七崇拜”是来自北斗七星，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来其他的原因。
对于二十八星宿为什么是“28”这个数字而不是别的，有很多的猜测，至今众说纷纭。我的解释是：来源于“七崇拜”。“天宫”中最重要的“中宫”包含了“北斗七星”，其余东南西北被划分为四区，或曰“四宫”“四象”。这“四象”每“象”为“七”，7×4= 28。就这么简单。“七”在古代是个吉祥、神圣的数字，任何地方需要用数字而说不清的就取用“七”来表示繁多，对于神秘的星辰更是如此。
2004…05…13初稿
2004…10…20修改
中国文字来于中东
第四部分 从〃西来说〃说起第27节 从“西来说”说起
假如想真正破解汉字的起源，就必须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尤其是放弃以往所谓“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过早“定论”。截至今天，中国文字的起源尚无定论，其实是连一点眉目都没有。我认为所有的人在探索汉字起源的时候都被“中国文明独立说”给误导了。假如我们肯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一切就会豁然开朗，变得非常简单。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来说”许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灭，任何有嫌疑支持“西来说”的言论或发现都显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汉字起源更是越不过这个槛。所以我认为，重新认识“西来说”，认识“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关键。否则，揭谜汉字起源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在中国开创的，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发生在八十多年前。有必要指出，“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多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某些转晕了头的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之上“定论”了。怎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或者因为这样定论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是原因之一吧。
应该说“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等等，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是一回事。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这一事实，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真相。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开罗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看不出来中国与“西方”交流还存在着什么障碍。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