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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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沽和天津开战的消息，是21日传到太后那儿的，但裕禄依然没有把炮台早就陷落的消息报告给她。在北京，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联军发布了一份最后通牒，他们的军队已经以摆出威胁的姿态逼近了大沽炮台，并且，战斗已经开始。因此，在这场战争因为联军的进攻而开始的两天之后，慈禧颁布了一篇谕旨，承认对抗已经开始，并且，在中国和联军之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已然存在。
在此后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西方历史学家都坚持认为，慈禧在这篇谕旨中“向世界宣战，”以这样的措辞暗示她是愚蠢的。然而当时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联军舰队的多数指挥官已经投票赞成进攻炮台，而那些投反对票的人也特别指出：这样的进攻将是一次战争行动。它就发生于6月15日，而他们的本国政府并不知情（4天之后他们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报告，直到6月21日才得到关于进攻并占领炮台的报告）。因此，这种将罪咎转嫁给太后的做法，是一种对事实的蓄意操纵，这种操纵当即就开始了，并且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情况依然如此。
上海的《字林西报》在6月19日的一篇有感而发的社论中宣称：
中国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一决定是太后和及其奸党所作出的。凭着极端的无知和狂妄，他们自认为能够安全地挑战外国列强。……无论发生什么，此辈奸党若不自愿离开的话，亦必将被逐出北京。希望有这样的可能：把光绪皇帝弄出来，然后重新把他扶上皇位。在此期间，必须让中国人完全明白：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太后，我们打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篡位的北京政府。
尽管端郡王和他的小集团做着这样的大梦：有了义和团的大力帮忙，就能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但这场战争在它开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大沽和天津的陷落，使得联军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北京。在他们重新部署并组织一次向北京的行军之前，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们不会被中国军队所阻挡，大多数清军既无能力又无装备。那些可以认为多少有些能力而且又装备着现代化来复枪的军事单位，其实是政治大军，没人愿意把他们浪费在打仗上。
对于翘首企盼的各国使馆来说，很不幸的是：天津的联军指挥官们，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个多月里，还是没能就进军北京的事情达成一致。在这毫无必要的磨磨蹭蹭当中，使馆的围攻发生了。所以，围攻使馆的愚蠢荒唐固然应受谴责，而联军指挥官们的争吵不休也要受到同样的谴责。
在满清朝廷里，也有一场家庭争吵仍在继续。温和派仍然在千方百计地干扰铁帽子们的策略。在翘首等待的漫长数周里，中国军队随时都可以将使馆区那点可怜的防卫力量风卷残云地吞掉，不过多亏了荣禄和其他温和派，所有冲出去的拳头都被他们给拽住了。
6月17日，在克林德男爵又一次的煽动之下，第一次实实在在的交火发生了。见习翻译翟兰思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这天（6月17日）中午，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朝董福祥军的几个人开了火，当时这几个人正向欧洲士兵投掷石块。这真是最大的不幸，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尽量避免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任何麻烦。子弹开始飕飕地满天乱飞，我们在北御河桥的警戒哨被临时撤回。我们（英国）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开一枪作为还击。这天夜里的晚些时候，窦纳乐爵士……与一位中国官员进行了会谈，双方都同意，互相避免另一次这样的事件再发生，并且把此次事件当作一个误会看待。
总理衙门并不知道西摩尔将军已经放弃计划并已动身返回天津，而是一门心思想避免任何更多的交火事件发生，他们试图再次劝说使馆方面自动离开。6月19日，12个红色大信封被带给了11位公使和罗伯特·赫德爵士。“本衙门……恳请阁下在24小时之内启程，在使馆卫队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为的是避免任何意外的不幸事件。”与此同时，总理衙门把大沽的最后通牒向使馆方面作了通报。窦纳乐爵士吓了一大跳。在一封将被偷偷带给天津领事官贾礼士的短笺中，他惨兮兮地写道：联军指挥官们已经“为北京城里的外国人敲响了丧钟。”后来，对英国外交部，他将这份最后通牒描述为“草率仓促而毫无必要的挑衅”。对总理衙门，他说：各国公使对此深感震惊，并确信“大沽炮台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现在，所有外国公使，除了好战分子克林德之外，都渴望离开北京。经过详尽讨论之后，他们在午夜致信总理衙门，请求早晨9：00举行一次会晤，以便就起程的细节作出安排。没有人盼望这次旅行。一位外交使节酸溜溜地评论道：“留，意味着可能的屠杀；走，则意味着确凿无疑的毁灭。”说到那些年轻的职员，见习翻译翟兰思说：“考虑到历史上坎普尔2的先例，我们断然反对（离开北京）。”他所说的坎普尔，在印度兵变期间，英国驻军曾在那里惨遭屠杀。爱德温·康格安排了100辆大车，以运载家眷和他们的财物去天津。莫理循在一篇很不错的小文章里津津乐道地说：此事让康格“丢尽了老脸。”
总理衙门回复：“我王大臣等……亦深望能详尽讨论目前情势，然近数日来，扰乱尤盛，第恐贵使在前往衙门途中，或致惊慌（安全不能保障）……”窦纳乐爵士在他的官方报告中声称：这封带有含蓄警告的信件到早晨八点的时候还没有收到，此时，克林德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并且不顾同僚们的反对，决定亲自到总理衙门走一遭。窦纳乐爵士后来回忆：克林德男爵“是个热情洋溢、容易激动的人，他挥起拳头在桌子上重重一击，说：‘我要走了，就坐在那儿直到你们赶到，哪怕要坐它个通宵。’”对于克林德来说，即将到来的倒真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长夜。
大约在早上8：30的时候，克林德男爵带着他的使馆翻译海因里希·柯德斯，坐了两乘轿子，在一前一后两个徒手中国男仆的陪同下，出发了。他的轿子覆盖着红绿两色的篷盖，表示他的官员身份。辛博森描述：克林德“抽着烟（雪茄），双臂斜倚在轿前的横杠上，怎么看都像是去野餐。”两乘轿子刚好经过熙熙攘攘的哈达门大街上一个不大的警署时，柯德斯朝左侧随意一瞥，看见一个穿军服的满族旗兵，是神机营长枪队的一位章京（队长），端着一支夏普来复枪，正对着克林德男爵的脑袋瞄准。正当柯德斯惊呼着发出警告时，那个士兵开了枪，克林德当场毙命。轿子落下来了，柯德斯跳了出去，撒腿就跑，子弹从他的两腿间穿过。还好没人追赶，他痛苦不堪地一路向前，跑进了卫理公会传道会。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7节 一项疯狂而邪恶的计划（3）
毋庸置疑，这次谋杀是端郡王一伙所安排的，为的是报复克林德一贯的好斗行为。因为他无缘无故地殴打并关押那个义和团男孩，最后还将他开枪打死；因为他再三利用德国使馆卫队在汉人区的开阔地带击毙手无寸铁的义和团拳民，而此时尚没有开始任何针对使馆区的敌对行动；也因为他三天前通过德国和奥地利的水兵向董福祥的部队开火。克林德采取这样好斗的行为方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弄得他的外交官同僚也不免有些惊慌失措。像当时的许多德国官员一样，克林德也试图仿效威廉皇帝傲慢自负、夸夸其谈的风格。他的前任海靖男爵（此公导致了最近德国对青岛和胶州湾的占领）所留下的记录，也树立了一个盛气凌人标准，那也是克林德所渴望仿效的。他那句不断被新闻记者引用的名言说的是：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被列强当作一根德国香肠，切碎，再吞掉。当然，切下来的那一大片华北要归德国。这当然使得英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很不高兴，他们一直念念不忘的，也是同样的事情。窦纳乐爵士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在他的敦促之下，英国外交部甚至和柏林进行了交涉，而德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布洛伯爵则给克林德发来了一封加密电报，在许多观点上对他进行了申斥，并警告他：如果中国政府得知他和北京外交使团的其他成员之间存在这样的争吵，后果将很严重。就连那些通常还算宽厚的传教士，对克林德男爵也深感憎恶，他们指出：“他的命令式的态度，在那个时候特别令中国人不愉快。”他把铁帽子们逼到了谋杀的路上，实在也不足为奇。
杀死克林德的人名叫恩海，在刺杀克林德之后，一时间名满天下，以至于后来受到日本人的跟踪，又被德国人逮捕、处决。他告诉德国人，他的上司曾经给了他晋升和70两白银的许诺，不过结果只得到了50两。就在他的脑袋搬家之前，人们听见他诅咒“愚蠢的王爷”。
公使们收到了来自总理衙门的通知，明确恳请他们不要冒险上街，这个信息也被莫理循知道了，但他却把它完全弄拧了，在《泰晤士报》上他这样报道：“太后和端郡王……筹划了一次集体屠杀，根据这一计划，所有外国公使在那天早晨都将大难临头。”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克林德只是个特例。刺杀克林德的计划必定事先得到了铁帽子们的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