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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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那年，他第一次有机会参加乡试，可惜名落孙山。在接下来的11年里，他浪游天下，首先去了香港，在那儿，他为自己所看到的感到惊讶：“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5他的下一站是上海。
康有为虽说有些虚荣，倒并不是个假正经。他欣赏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也懂得享乐。除了乡下老婆之外，他后来还娶了两房小妾，其中一个17岁，是在他15岁的时候买来的。摘拾五花八门的西方理念，他梦想着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恋爱的乌托邦：“所有人都能自由发泄他们性的欲望。……他们也可以享受同性关系的乐趣。……只要不是因为强迫，没有理由禁止这种关系。”1882年，他去了北京，在那儿他遭受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的失败。在经过6年的“发奋自励”之后，1888年，在他30岁的时候重返北京，再一次坐到了考试场里。他又失败了。不过这一回，他为了结识京城名士和他们富有的赞助人，倒是奔走了不少地方，这些人当中包括皇帝的两位师傅：翁同龢和李鸿藻。对于这个任性的年轻人来说，这两位极端保守分子倒是颇有几分神秘。
对于北京城的波希米亚黑社会来说，康有为是一个新来者，一个观点古怪的局外人，不过他很快就要登台演出了。当他走到这一令人兴奋的环境的外围时，他认识到：它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领导成员的瞬间闪光、耀眼的外表和个人的大胆厚颜。康有为下决心要把自己改造成这样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攀上政治舞台。一开始，他就给太后和光绪皇帝写了一篇奏折，他正告他们：一场危机正在到来，有必要制止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文字内容，这篇奏折都非原创，康有为只不过是把一位御史朋友所写的一篇奏折改写了一遍。有了这个开头，剽窃从此就成了他终生的习惯。然而没有赞助人，也就没有路子呈递他的奏折，于是他就把它收了起来，以准备在多年之后再把它发掘出来，塞进自传里充作他早年参与维新运动的“物证”。
虽然康有为喜欢自视为天生的名士领袖，但在京城名士们看来，他既不是个严肃的学者，也不是个有独创性的天才，只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既然首都的知识阶层并不看重他，康有为只好悻悻地回了广东，在那儿，他加入了一个由本地学者所组成的小圈子，他们终日高谈阔论，讨论儒家经典。通过一些他从北京和上海偷听来的异端学说，康有为得到了其他人的拥护。这使他看上去有些另类，像个先锋派。就这样，他开始在少数几个省份拥有了追随者。康有为以他一贯的夸张手法宣称他们这儿是个“学堂”，而他自己就是“圣师”。
在他的“学生”当中，有一位聪明的年轻记者，名叫梁启超，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可惜缺乏装模作样、夸饰炫耀的功夫，因此没能让自己飞黄腾达，只好投到康圣人的门下。康有为的弟子们齐心协力，在此前几百年的笔记杂谈中翻箱倒柜、细加搜检，撰写了一篇题目古怪的论文。最后，在1891年，康有为以自己的名义推出了一篇论文，那是从弟子们的作品中剽窃来的。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如今的大学教授，也可以出版一本以他的研究生的论文为基础的专著，连一声谢谢都不用说。这本书的题目叫做《新学伪经考》，讨论的是：儒学的最初的文本在孔圣人去世几百年后遭人篡改，为的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这一论点的提出，快有好几百年了，一点也不新鲜。但在满清思想警察的管制之下，这一问题的争论受到了遏制，从前的讨论差不多被人们忘掉了。如今把它拎出来，掸掸上面的灰尘，然后当作自己的原创观点予以宣布，康有为在此所表现出来的狡猾，后来被他故伎重演。几年之后，他也是这样翻出一千多年前关于“凶残的”武则天的那些“秘史”之类的色情作品，掸掸上面的灰尘，充作诽谤慈禧的灵感来源。
在一次关于远古的知识学问是如何纯粹的讲座活动中，康有为重申了儒学文本所遭受的篡改是如何令人吃惊的陈词滥调。他的主要贡献是：他把那些名士们通常只在内部讨论的观点拿出来公开发表。像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或穆斯林一样，激烈的儒家士子也愿意相信：那些典籍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可靠的。对于其他方面的意见，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头脑。
康有为的论文点燃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倒不是因为它说了什么，而是人们在如何说它。他毫不客气地宣称：拯救中国的办法，就藏在他自己对于来自“未经篡改”原文的圣人的阐释之中。在他最新获得的恶名中，有一个是那位堪称儒家舞蹈大师、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所授予的“经家野狐禅”的称号。康有为诽谤性的论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名士的保护人不得不插手此事，以保护他免受惩罚，尽管印刷这本小册子的印版已经被下令销毁。恶名很快就给他带来了声望，以及进入令人垂涎的名士阶层的入场券。
但这些对他通过科举考试却毫无帮助。1894年，他再次坐到了考场上，又失败了。第二年春天，他回到北京，作最后的一搏。这一回，总算勉强通过。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吹嘘自己其实在第一次就够了分数线。不过，最后却只授了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这未免使得他拙劣的炫耀要大受限制。他对这个职位不屑一顾，甚至懒得到任，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写的：“未能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6
中日战争将他从尴尬的现实中打捞了出来。举人士子一致反对由日本人口授的和谈条款，条陈奏折交章叠上，力图阻止最高当局接受这些条款。有些条陈被直接呈递给了光绪皇帝。后来，康有为声称（这不是真的）：在这场抗议中，他是个积极分子。他唯一的资本就是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其实也不过是再一次驮运别人的作品罢了。他打算把这篇文章呈给皇上，却遭到了那些官僚主义者的拒绝，他原本指望能够通过这条线上达天听。尽管如此，康圣人却自掏腰包，通过上海一家空头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刷了好几万份。销路还真不错，而且没费什么力气就赢得了维新运动的认可。康圣人大受鼓舞，便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修订，这一回在谈到战后重建条款时措辞更谨慎了一些。他像个应声虫样重复别人的话说：中国必须改进其军事能力，集中其货币和银行系统，扩张其铁路和航运业，开展采矿业，组织邮政业。在北京，他的条陈被皇帝作为作为评注加进了连篇累牍的奏折中，从而在各省大员中广为流传。巡抚们对康有为的文章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但他还是尝到了荣誉的滋味。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53节 野狐禅（3）
在1898年年底之前，康有为还从未攻击过太后，但他后来却宣称自己从头到尾就是慈禧坚定的批评者。举个例子吧，他曾经写道：正是慈禧在太监总管李莲英的影响下强迫光绪同意了日本人的谈判条款：“太后一直对李莲英言听计从，因此轻易同意了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没人质疑这样荒谬的陈述，所以最后也成了康有为指控太后的罪状之一。
为了吸引到更多的关注，他加入了一个当时势头正旺的维新讨论学会，并去了上海，打算组织一个自己能够占支配地位的省级分部。他的追随者们出版了一份报纸，康有为坚持将报纸所使用的日期定为2737年（从孔子去世之年开始计算），以取代光绪皇帝的年号。这种对既定习俗的违背被认为是蓄意攻击，简直就是谋反。于是，北京和上海的协会均被解散。这一次小小的迫害，是康有为迄今为止（在他开始攻击太后的两年多之前）所获得的全部。但现如今，他已经自视为一个教派领袖，一个自封的圣人。他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正在忙着对中国历史和儒家伦理进行一次不朽的重估。
189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孔子改制考》的书，书中，他倔强地认为：孔子所偏爱的并不是现状（原文为拉丁文），而是变革，这是必然的。批评家们想知道的是：康有为到底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野狐禅”、一个按自己的准则行事的天才，或者，仅仅是一个为了拼命提升自己而利用别人的观点以耸动视听的推销迷。
德国占领胶州湾的那一年，康有为借制止当地闹事者的反洋煽动之名，草拟了一份上呈最高当局的条陈，极力主张变法维新，以阻止外国入侵。他说：应该给予像他这样的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以便帮助皇上作出英明的决定。当大臣们拒绝帮他递呈条陈的时候，康有为就把它发表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并准备私自印行。在一个报纸还很稀罕的国家，康有为逐渐成为利用通商口岸的新闻出版机构进行自我宣传和推销的行家里手，而作为传教机构建立的小规模出版业，印行洋式图书和小册子也慢慢演变成了商业行为。
康有为听说有一个研讨会将在瑞典召开，讨论如何通过裁军促进国际和平。于是，他就找到都察院的一位朋友，死磨硬缠着要弄个代表干干。终于，总理衙门在1898年1月召见了他。出席会见的有总理衙门的4位大佬，他们是：前总督李鸿章、皇上的师傅翁同龢、大清安全首脑荣禄以及前驻美英公使张荫桓爵士。
康有为盲打误撞地进入了这个庞大联盟。这4个权倾一时的家伙分别代表不同的权力集团，在此后数月即将到来的悲剧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场悲剧中，诚挚的年轻皇帝将成为一次拜占庭式的阴谋事件的牺牲品，而几个真正改革家的天真头颅也将滚滚落地。虽然康有为对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