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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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鲜放上一把大火，并不是一桩多么难的事情。朝鲜的小农阶级受压迫的程度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到一个被称作“东学道”的宗教组织中去寻求庇护。天佑侠团的密探们煽动东学道武装起义，反抗朝鲜统治者。中日两国纷纷派兵干涉。东学道的农民兄弟被自己开启的事端给吓坏了，慌里慌张丢下他们手中的火把，但火势已经无法控制。袁世凯仅仅派出了1；500名中国士兵增援，而日本军方则故意向伊藤博文首相夸大其词，东京方面对此的回应就是派出了8；000人。日本军队蜂拥进入朝鲜，来扑灭他们自己点燃的大火。一旦强势介入朝鲜半岛，日本人就要求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以改革朝鲜政府，这是一个强迫联合统治的借口。　　　　
　　　　看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袁世凯偷偷地溜出朝鲜，乘船驶往天津。眼下正处在他事业生涯的早期，他还不准备把自己奉献给一桩注定要失败的事业。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舰队司令官接到密探的报告：一艘从英国租来的商船“高升号”载着大批中国军队和军火被派往朝鲜，已经驶出了旅顺口。日本舰队截住了高升号，并要求高升号跟他们走，遭到中国人的拒绝。日本人立即向高升号的舷侧开火，继而发射鱼雷，高升号连同船上的所有人就这样慢慢沉没了。那些没有淹死的人则因为他们坚守在船的残骸上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　　　　
　　　　在北京，罗伯特·赫德面对这个消息，不由得陷入绝望：“中国保持了一两天的沉默，以观察英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同时也留出时间让英、俄、德三国进行联合的外交努力……以说服或迫使日本熄灭战争的火炬。但这一两天的等待并没有换来任何允诺，中国恐怕只能独自行动。我唯一的担心是灾难将会随之而来。日本佬将会从一开始就一路凯歌，而中国将会在怯懦恐惧中举手投降。”咱们赫德说的多么正确。　　　　
　　　　赫德当然不知道，日本已经得到了英国不干涉的许诺，俄国也是如此。　　　　
　　　　自从恭亲王倒台以后，铁帽子们在北京拥有了支配性的地位，占据了皇座周围大多数高级职位。所以，在这些好斗的谋士们的强烈要求之下，慈禧和毫无经验的光绪皇帝不得不投入战争。满朝文武谁都瞧不起日本人，在外交通电和皇帝谕旨上，提到他们的时候，均称之为“倭匪”或者“倭寇”。然而，时代已经变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便开始了工业化改造，为彻底打破东亚的势力平衡而不断武装自己。赫德是少数几个明白中国已经力不从心的旁观者之一。多数西方人认为：长时间地看，中国人完全能够借助人数上的优势战胜日本人。他们不懂得：日本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极其认真；而中国，甚至不能协调自己的左右手来穿针引线。　　　　
　　　　战争开始的时候，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繁文缛节和吹牛拍马的大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和御前特别顾问，以指导皇帝如何进行这场战争。这就好比是让一个舞蹈教师担任陆军上将。翁同龢对打仗一窍不通，他的强项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他所做的，就是一会儿主和，一会儿主战，一周之内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振振有词。损失惨重的消息纷至沓来，然而北京的表现却是：既做不到寸步不让，又不能收兵罢手。　　　　
　　　　在这次危机中，慈禧（她对打仗同样一窍不通）也常常被请教。并且，人们期望她能够调停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分歧，这样一来，她就不得不从她退隐的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将仲裁调停的重担交付给她，倒并不是因为她有任何军事方面的才能，而是因为其他人也毫无任何才能。作为名义上的仲裁者，她所扮演的角色已经约定俗成，以至于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光绪皇帝的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为了避免皇上或太后单独承受可能的损害，朝廷作出决定，从今以后所有呈递给最高当局的公文都必须同时提交给慈禧和光绪。他们一同在瀛台慈禧的办公室里工作，瀛台是紫禁城边湖中一座美丽的小岛，那间办公室则是许多年前在乾隆皇帝手上修建的一间殿阁。　　　　
　　　　慈禧只学习过为数不多的常识课程，她试图凭着这些能够镇住她那些争吵不休的大臣们。在中国正式宣战的两周之前，她就告诫大臣们：他们的政策决定一定不要造成人们的误解。他们必须坚定而果断（这是他们做不到的）。1894年，铁帽子们信誓旦旦他们能够打败日本，就像1860年的八大臣确信他们能够打败额尔金爵士一样。当战争进行得极其艰难的时候，他们便利用慈禧对于满洲祖宗的埋骨之地和北京城本身可能会遭受“倭寇”蹂躏的担心。这种担心足以让她鼎力支持他们的骑兵们。她认为自己可以依靠那位最终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控制了陆军和海军的李鸿章总督。她的阅历告诉她，李鸿章可以创造奇迹。　　　　
　　　　这支由各自心怀鬼胎的沿海诸侯所统领的不同舰队所组成的中国海军，其所创造的可不只是一件奇迹。其中最大的奇迹，要算是福建海军舰队了，其在1884年与法国的印度支那战役中就已经全军覆没。这种尴尬处境使得北京在重建、集结海军并使之现代化方面遭遇了巨大的压力。李鸿章作为最有势力的沿海封疆大吏，多年来一直为建立一支中央海军而大声疾呼，并且毫不害羞的用自己的名字为其冠名。新成立的海军部被置于醇亲王、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领导之下。从一开始它就是个空架子，因为地方观念依然存在于4个沿海区域的4支海军舰队之中，而海军部，则为庇护地方势力和不法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最佳的机会。李鸿章直接管理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并且和外国公司订立了修建海防工事的合约，其中包括山东半岛位于满洲里和威海卫之间的旅顺口。他从英国和德国购买船只，到1890年，已经拥有大约25艘战船，包括9艘现代化的军舰。他还从外国银行筹借贷款，着手建立水师学堂。但现代化的战舰和军火，在一双混账的手里，也毫无用途。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7节　新的铁帽子王（2）

　　　　海军部不过是一只冠冕堂皇的饭桶。作为部长的醇亲王，征用了李鸿章借来创办水师学堂的贷款，用于建造汽艇，以供宫里在西苑三海和颐和园昆明湖游乐之用。以太上之尊，要李鸿章几个小钱花上一花，任何时候都好说。作为交换，只要他不要碍手碍脚就行。海军部的其他军费，则被醇亲王和庆亲王用来给太后送礼，认购一些大而无当的项目让她老人家高兴，为的是赢得她在政治争执中对自己的支持。　　　　
　　　　醇亲王制定了一个奢侈的计划，要完全修复圆明园的一翼，作为慈禧太后退休后的颐养之所，至于所需的资金，当然要向李鸿章大人伸手啰。李鸿章自有妙法来应付醇亲王的胡搅蛮缠。他没有去向外国银行借款，而是投入了一桩谨慎的资本增值活动（不过伪装成一支秘密的海军防卫基金）。他打着给太后送礼的旗号向各省富有的乡绅和有钱的官僚敲竹杠。后来，据说慈禧将准备用来改造中国海军的银子，全部浪费在了修建昆明湖中的大理石舫上，这一指控在不少通俗作品和学术著作中被武断地反复提及。事实是，大理石舫是100多年前由乾隆皇帝修造的，而不是慈禧。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毁坏之后，醇亲王为了讨好太后，下令对其进行了装饰性的修复。不过慈禧的确是这次修复的受益者，她很喜欢登上石舫，欣赏其中的壁画（这些在1900年再次被八国联军毁坏）。但在人们的观念中，中国之所以大败给日本，完全是因为太后挪用了海军的预算来建造滑稽可笑的石舫的缘故。虽然太后的确也知道：大把大把的银子被醇亲王和其他人浪费在了修复颐和园上，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她就是这一主张的始作俑者。唯一能染指海军经费的人（秘密地或者公开地），是李鸿章和醇、庆两位亲王，因为，他们就是海军部。　　　　
　　　　李鸿章的主要海军基地位于满洲里南端的旅顺口。一位德国陆军工程师负责基地的防御系统，以及如何将从前的泊靠舢板的避风港改造为现代化的大港口，用挖泥船挖至统一的25英尺深。绝壁高耸，40多门现代化的大炮守卫着它的入口。那儿有造船厂、机械铺、仓库、铁路、电灯和鱼雷库，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港口设施。　　　　
　　　　越过直隶海湾，就是位于山东半岛顶端的天然良港威海卫，在它的入口的对面，是三座已经设防的小岛。李鸿章同时还在大连的锚地设了防，并且沿着海岸修筑了堡垒。他并不指望完全依赖海军。在1890年代，蒸汽动力的军舰还并不是很普遍。　　　　
　　　　虽然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受过实战的考验，但人们还是对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寄予厚望。上海的报纸称赞他的“坚不可摧”、“快速敏捷的鱼雷艇”。1891年，他派出6艘最好的战舰到处进行友好访问，其中就包括日本，因此，日本密探得以有机会对它们进行近距离研究，并将危险分子安插到他们的海员当中。　　　　
　　　　美国公使田贝热情洋溢地说：“如今，毋庸置疑，仅凭这支（北洋）舰队，就足以单独对付目前驻扎在东亚水域之内的任何一支舰队”。　　　　
　　　　结果正好相反。就像那些穿着虎斑纹制服的中国士兵一样，李鸿章的水师也是指望不上的，他们并没有做好实战的准备。它溃灭的速度快得惊人。1894年9月，开战刚刚一个月，赫德就写道：“李鸿章用以自夸得舰队、防御工事、大炮和士兵，这一切都被证明实在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比如眼下，弹药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南方舰队的每门大炮只有25发炮弹，至于北洋舰队，他们既没有克虏伯炮的炮弹，又没有阿姆斯特朗炮的火药。”甚至更坏，赫德说，“许多大人物都借国难而大发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