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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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75年到1881年间，慈安皇太后一天也没病过。1881年4月初，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她突然病倒了。一篇上谕诏告天下：“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痰涌气塞，遂至大渐，遽于戌时仙驭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7她死的时候只有45岁。　　　　
　　　　不可避免地，无精打采的北京城这下子又来了精神，嘁嘁喳喳的闲言碎语到处流传，不外乎是些谋杀呀、阴谋呀之类的陈词滥调。美国公使馆的报告称：“关于宫廷密谋的含糊暧昧的流言在城里四处流传，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还仅仅只是谣言，不值得在此复述。”由于两位太后中地位较高的慈安现在死了，而慈禧又长期卧病，对于宫廷政变来说，这的确是个天赐良机。尽管流言四起，但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到了1910年，传记作者濮兰德和巴克斯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谣言，他们简单地写道：“慈安生了一场突如其来而又神秘莫测的疾病。”又说：“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并坦言直陈……正是慈禧造成了她的同僚的死亡。”　　　　
　　　　并没有任何记录支持这种观点。在1914年，也就是大清王朝垮台的4年之后，同样是这两位作者，发现了“慈禧决意要除掉（慈安）”的“证据”。据他们所说，这一肮脏的勾当是通过下过毒的糕饼来完成的。慈禧之所以这么干（这是他们说的），是因为慈安发现了慈禧和一个男演员在床上。这种说法实在荒唐可笑，不仅仅是因为它气味难闻，更主要的是，慈禧当时还是个病人。直到两年多之后，她才开始慢慢恢复。　　　　
　　　　尽管如此，时隔6年之后，在《清代名人传略》中，作者恒慕义在“慈安”条下注云：“谣传她是被慈禧毒死的。”他忘了指出：这些不同寻常的谣言是到慈安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才开始流传的。徐中约则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告诉我们：慈安是“被慈禧毒死的。”这都是跟着巴克斯鹦鹉学舌。事实是：她死于病毒型流感。　　　　
　　　　慈安之死让慈禧成了孤家寡人，独一无二的皇太后。皇帝家族及其千秋大业第一次成了她独自承担的职责。她现在成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女主人。这使得她忙于弥缝朝廷上水火不容的亲王们和小团体之间无休止的争吵。　　　　
　　　　争取拉拢这位独一无二的皇太后就成了宫廷政治的生死攸关之所在。主要的决定仍然是由朝廷大臣们做出的，然后再报呈她正式批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批准就具有了其自身的意义。这使她成了一个特殊人物。　　　　
　　　　这时候她45岁，光绪9岁。人们连篇累牍地暗示：这段时期，在慈禧和他的侄子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在罗伯特·赫德和田贝那里，显然并非如此。田贝写道（没有确认他的材料来源）：人们都知道，光绪把自己都“奉献给了她，”事实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罗伯特·赫德在1886年的一封信里这样评论：“皇上昨天去了天坛，今天早上回宫。据说他是个聪明、英俊的年轻人，这一次的行动使得他离自己当家作主的那一天更近了。太后对此所提供的支持多么令人惊叹，而且她所做的一切（两次临朝听政）又是多么出色啊。”　　　　
　　　　光绪成年之前，在外界看来，慈禧就是中国真正的统治者，究其实，正是恭亲王一直将这一政治联盟绑在一起，并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维持它的运转。　　　　
　　　　到1884年，恭亲王已经有效地统治中国23年。只有3位满清皇帝的统治时间比这要长（在登基的头10年，嘉庆皇帝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而且，没有哪位摄政王或者议政王享受过如此长的控制时期。　　　　
　　　　在慈禧的身体康复仅仅一年之后（那会儿光绪还躺在他的黄绸茧壳里喘着粗气），满清朝廷就陷入了一场新的权力争夺，这使得恭亲王稳稳当当的统治突然终止了。无论是1861年的热河政变，还是1875年的继位危机，其实都是恭亲王的实用主义政治联盟和满清头号保守主义铁帽子集团之间的一场拔河比赛。到了1884年，新一代性情火爆的铁帽子们在那些同样仇视外国人的汉人官僚的支持之下，纷纷攀上了权势位置。光绪和慈禧则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　　　　
　　　　有几个为首的反动分子在整肃八大臣的时候漏了网，他们是：五王爷惇亲王，七王爷（亦即光绪的父亲）醇亲王，阿鲁特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因为醇亲王在朝廷上的地位随着他儿子的成长发育而不断提升，他的追随者的队伍也就成倍增加，对顽固派的壮大起到了杠杆作用。　　　　
　　　　嗅到了胜利的气味，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蚕食恭亲王的权利，单等恰当的时机，再一举将他轰下台。他们担心自己走得太快了。他们虽然妒嫉恭亲王，但并不怕他。让他们憎恶并害怕的，是恭亲王的支持者李鸿章。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3节　礼教的人质（3）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李鸿章对于到底让谁坐到那把龙椅上当皇帝并不是很在乎，对于恭亲王能否保住首席大臣的位置，他倒是更感兴趣，这个位置能保护李鸿章许多赚钱的大买卖。作为对李鸿章多年来大力支持的回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亲王给了总督大人种种独一无二的特权。到了1878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大清帝国最好的职位）6年之后，法律上的任职期限已过，按规定该轮职到另外的地方去。幸亏有恭亲王的出面干涉，李鸿章得以继续呆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直到1895年——连续23年，这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对于铁帽子们来说，他始终是个危险的对手，在1879年挡住了他们攫取权力步伐的也是这个李鸿章。然而，纵使狡猾如李鸿章者，也难免马失前蹄，由于贪婪而意外地将自己易受攻击的薄弱部位暴露在对手的火力范围之内。　　　　
　　　　刚刚走马上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在最高当局的支持下组建了一支“新”军。以他的私人淮军为核心，重组了北方的军事力量，将他们联合到了“北洋军”的名号之下。打着“军事现代化”的堂皇招牌整合这些武装力量，李鸿章从此取得了对一支强大军队的控制权，并且使战地指挥官们直接听命于自己，而不是朝廷。作为总督，他还可以从省库里拨给他们军饷，而用不着掏自家的腰包。　　　　
　　　　直隶省是北京的屏障，保护着京城免遭外敌入侵。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它的首府天津，是来自南方的漕粮卸货登岸的港口。在外交意义上，可算是第二个北京：多数国家在天津设立了领事馆，李鸿章在此也保留着一幢官邸。他在很多城市都拥有官邸，一开始成为封疆大吏，他就甩开膀子，能捞则捞。他永不餍足，在全国各地到处搜刮，敲竹杠，收黑钱，无所不用其极。他在北京的官邸就是通过秘密交易获得的，这样的交易满汉大臣都没有参与。作为中国最阔的人，李鸿章还通过各种途径向满清的王公贵族派发赞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很缺钱，靠皇家津贴艰难度日。他一直借钱给那些挥霍无度的满洲贵族，然后等到他们一贫如洗的时候就开始收债。这之后，与其说李鸿章谨慎精明而富有创造力，还不如说他残忍刻毒而令人讨厌，人们对他的畏惧要超过对他的鄙视。　　　　
　　　　李鸿章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华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无论何时，只要中国人或外国人投资，李鸿章就会参股合伙，他手头攥有一大把投机股票，有时候他还会弄个董事会主席干干，或者安插个把代理人。用这种办法，他保持了对各地企业的控制，这里面有苏州、上海和南京的军工业，上海和山东的采矿业，直隶的煤炭和钢铁业。他负责了一条3英里长的铁路的修建，那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于1878年修建于开平煤矿；还负责了直隶电报线路的架设；以及上海纱厂的建设；促进并创建了天津水师和鱼雷学堂。　　　　
　　　　他最成功的投机事业之一，就是创立于1872年的“中国商用轮船运输公司”。在此之前，漕粮都是通过平底帆船运到北方的，这些平底船过去是由海盗托拉斯所控制，现在则由中央政府资助。从这时起，外国轮船开始得以使用，并且首次特许华商运营。李鸿章提议由上海商人出资，白手起家组建一支船队，再由中央政府特许他们承运漕粮。作为这宗交易的一部分，就是这家公司要由李鸿章亲自选择的人来管理。这样一来，他就垄断了全部漕运。他同时也就控制了船队，并且，他所做的这一切，用的都是别人的钱。　　　　
　　　　作为北洋大臣，他有责任对漕粮从南到北沿途的安全给予关切。他把自己的军队作为“漕军”驻扎到从长江下游的稻田到上海沿线。地方官员不得不拿出高达地方税收的三分之一，来供应李鸿章的漕军。通过这些手段，李鸿章试图从头至尾控制每一件事情：他能迫使商人们发起一项投机事业，然后通过敲诈勒索来维持它的运营，控制它大把的股票，通过自己任用的傀儡来管理它，动用自己的军队为它保驾护航，然后强迫别人掏腰包为那些士兵关饷。像这样的人，贤明的孙子没准又要发表高论：“人君之宝也。”8　　　　
　　　　李鸿章的士兵同时还负责到北京的盐运，这使得他可以插手食盐专卖，这也是中国税收的一个主要来源。总而言之，李鸿章关涉到如此多的生活基本必需品，以至于到了1875年，满清王朝的生存竟完全要依靠他。打从李鸿章秘密地掩护他的买卖并到处培植喽罗以后，要想把他拉下马或者干掉他同时又不危及到国家自身，这几乎不可能。扭结的无花果枝如今长成了参天大树。　　　　
　　　　李鸿章操纵交易，协商谈判，派遣军队，在必要的时候也对帝国的心脏地带进行管理，维护治安，秘密侦察，挑拨煽动，并且对外国利益给予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