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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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巾，缺了的门牙。这天早上，有人在亚罗号上看见了一个符合这些特征的家伙。尽管他已经不在船上，但船上的华人船员还是被逮了起来。　　　　
　　　　那位爱尔兰船长向巴夏礼发誓说：他们登船的时候，亚罗号仍然是在英国注册的，并且飘扬着联合王国国旗。中国人否认船的后桅上挂着旗子，当时在港口的其他欧洲船长也证实这一点。就连包令爵士私下里也表示怀疑：“看来，”他说，“经过检查，亚罗号无权再挂英国国旗；她这样做的许可已经在9月27日就到期了，从那时起她就不再受保护。”但他向中国人隐瞒了这些，还自我安慰说，是那些中国人自己对这一事实懵然不知，因此也就丧失了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主张权。　　　　
　　　　巴夏礼既不是英国外交官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他只是个临时担任代理领事的翻译。但他擅自认定：这是一次中国军队侵犯英国主权、侮辱英国国旗的恶性事件。他登上中国军舰，要求释放亚罗号的所有船员。指挥官拒绝了他。巴夏礼后来对叶铭琛抱怨说，在他登船的时候，中国水兵曾对他进行暴力威胁。（按照自己一惯的行事方式，巴夏礼试图亲自动手放掉那些船员，一位中国官员给了他一下。他告诉朋友，那些水兵“嘲笑我……用武力威胁我，而且我还真的挨了那么一下，虽说是这样的情形，我也不曾做过任何官方暗示，就像我所希望的，能将任何个人因素置之度外。”）　　　　
　　　　为了照顾自己受伤的自尊心，巴夏礼不屈不挠地就此事向叶铭琛施压，坚持认为亚罗号有资格受到英国的保护，任何在中国水域的英国船只也就是“在英国的领土上”，享有充分的治外法权。包令也加入到了这场游戏中来，他指示巴夏礼，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道歉，并确保今后英国国旗会受到尊重。”两周后，叶铭琛释放了全部12名船员，但拒绝道歉。巴夏礼将此次争端移交给英国皇家海军，由此引发了所谓的“亚罗战争”。　　　　
　　　　炮艇编队在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7爵士的指挥下轰击广州6天，只有周日那天因为基督教礼拜而暂停。出于兄弟情谊，美国战舰也加入了炮击的行列。中国对美国人进行了还击，打死了一名美国水兵。阿姆斯特朗准将决定好好给中国人上一课，他对准守卫广州的要塞一通狂轰滥炸，用每发50磅火药的炮弹彻底摧毁了这些要塞。　　　　
　　　　威廉·格莱斯顿再一次在国会义愤填膺地仗义执言：“你们将一个领事（巴夏礼）变成了一个外交家，而这位变身领事倒是真的不慌不忙地引导英国的全部力量去对付那些毫无反抗之力的人民。”这一次的议会斗争中，巴麦尊勋爵的内阁（他在1855年摇身一变，成了首相）被击败了，大选重新开始。然而，多亏媒体连篇累牍的沙文主义言论，一时间群情汹汹，巴麦尊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乘着大选胜利的好势头，他向中国派遣了一支由詹姆斯·卜鲁斯（也就是额尔金勋爵8）统领的讨伐大军。（正是这位布鲁斯的父亲从帕台农神庙运走了大部分的石刻，一多半掉入了大海，剩下的全都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15节　洋鬼子（3）

　　　　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法国人也兴冲冲地来了，他们的借口是数月之前一场毫不相干的凶杀案，被杀者是一个藉藉无名的传教士，他违反中国的法律深入内地传教。法国远征军在格罗男爵9的指挥下登上了战舰，作为一名外交官，格罗男爵有30年的外交经验。　　　　
　　　　额尔金勋爵得到指示：要求获得英国公民在最近炮击广州期间所受伤害的赔偿；还有对此次事件中英国全部费用的赔偿；要求保护英国外交使节定期访问北京朝廷的权利；还要求将贸易权扩大到北方的天津、长江及中国内陆其他几大河流的沿岸城市。法国政府给了格罗男爵同样的指示。　　　　
　　　　矮矮胖胖的额尔金勋爵罩在他的黑色长礼服里，和一支雪茄的粗头颇有几分神似，虽说如此，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聪明而敏感的家伙。在他浆得硬邦邦的衣领上面，是一张慈祥的脸，被花白的络腮胡子所包围。行将50之年，他依然足够年轻，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未来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作为牙买加总督和英国在北美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人们批评他的脾气未免太好了，是个和事佬。意识到有必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温和形象——加之意识到公众对于“印度兵变”10（当即就被镇压下去了）期间英国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遭受暴行的愤怒——额尔金勋爵决心这一回要改变一下工作作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就是要中国人当冤大头，为印度人的残暴付出代价。　　　　
　　　　美国派来了一个观察员，俄国也跟着来凑热闹。沙皇的特使是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11，他的秘密使命是在满清与欧洲诸国之间斡旋，“以防止清王朝的垮台和满清政治中心由北向南转移，”这样的转移会有损俄国的利益而让英法受益。　　　　
　　　　英、法、美、俄的特使们聚集在广州湾的军舰上。1857年12月2日，额尔金勋爵和格罗同时向叶铭琛递交了外交照会，用“冷静而庄严的措辞”，要求履行在广州条约义务，保障进入港口的权利，赔偿迄今为止的损失。他们给了叶大人10天时间来考虑这些要求。英国战舰编队在广州城外严阵以待。　　　　
　　　　“一生中我还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自惭自愧，”额尔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在灾祸、瘟疫和饥荒之后靠念经混饭吃的家伙。”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　　　　
　　　　中国拒绝了联军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炮击，广州于1858年新年前两天沦陷了。这个城市“一片荒凉，”被一个纯属捏造的借口（那艘该死的亚罗号）毁于一旦。一个由巴夏礼控制的占领政府成立了，在接下来的3年里，巴夏礼成了广州握有绝对权力的军事首领。　　　　
　　　　广州一安定下来，联军就沿海北上直捣大沽，直接向北京城里的皇帝发难。在肃顺的影响下（他控制了上达天听的所有消息），咸丰仍然相信联军是来向他祈求恩赐的。于是，他指示他的谈判代表：去逗弄逗弄这些“蛮夷”。　　　　
　　　　额尔金勋爵的如意算盘被这些推诿战术弄得快要拨不下去了，便索性下令：武力拿下大沽炮台。鞑靼骑兵全都部署在炮台之外，衣服穿得花里胡哨，而武器装备却只有弓和箭。额尔金写道，这个国家的军事状况实在太可怜了，以至于“只须24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大沽要塞上的大炮都是被锚定了的，联军充分利用这一点，让炮艇驶到大炮的最短射程以内，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战斗。额尔金和格罗趁热打铁，接着下令拿下了附近的城市天津。攻下天津后，他们离北京就只有70英里了。被敌人的进展吓得惊慌失措的皇帝赶紧派出了新的谈判代表，包括上了年纪的耆英12，他早年曾参加过《南京条约》的谈判。　　　　
　　　　至此，额尔金勋爵已经习惯于扮演巴夏礼那种“桀骜不驯、凶狠残暴的蛮子”的角色。他指示部下也照此行事，因为，这些“愚蠢的”中国人，“除了恐吓，是决不向任何别的东西低头的。”除非中国人现在就满足他的要求（而且还要快），否则英国人就会一路开到北京，（对于这一点，他们不必有任何怀疑。）　　　　
　　　　他将谈判的事交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13，和26岁的翻译李泰国14（“最狡诈的蛮夷”），之所以把他带来，就是因为他恰好也有虚张声势的爱好（巴夏礼无法分身），再加上他汉语流利，能够准确告诉额尔金：中国人的底线是什么，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当半瞎的耆英大人用恩抚并举的惯用伎俩（过去他总是这么干）对联军发表致辞的时候，李泰国打断了老先生的话，拿出一份耆英写给皇上的秘函，在他鼻子底下晃了晃，这封信是广州沦陷时被发现的。信中，耆英向皇上吹嘘：自己能够通过“安抚”和“遏制”来对付这些“蛮夷”。“我们不得不用表面上的真诚来和他们周旋，”他在信中写道。　　　　
　　　　当李泰国大声读出这封信时，老耆英羞得涕泗横流，只好落荒而逃。他被枷解至京，最后被勒令服毒自杀了。　　　　
　　　　咸丰皇帝的谈判代表向他提出忠告，说：正是耆英的密折落入夷人之手，才使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皆由窥破中国虚实，故致大肆猖獗。”1858年6月25日，议和代表上奏说，李泰国“来公馆，将自定条约五十六款，逼奴才等应允，骄狠之情，有目共见。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设法（使）当场决裂，京兵远在百里以外，何以为情，该夷兵船近在咫尺，狡焉思逞，已非一日，若听其自主，是否不致决裂，奴才等实无把握。”15结果就是，谈判代表极不情愿地签署了《天津条约》。　　　　
　　　　该条约向外国开放了10个新的沿江贸易港口；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旅行；允许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在全中国自由传教；将对外进口的关税限定在百分之二点五；向英法赔偿白银600万两。（1两约合1。3盎司，共约800万盎司白银。）并且，自条约生效之日起，允许西方人进口和出售鸦片。　　　　
　　　　咸丰皇帝被迫批准天津条约，因为这是让洋鬼子离开华北从而解北京之危的唯一途径，尽管一年后他们还会回来以获取条约的最终批准。这期间，皇帝命令蒙古将军僧格林沁（是他最重要的军事将领）重修大沽炮台，准备自卫。　　　　
　　　　1859年6月，到了交换条约批文的日子，联军在弗雷德里克·卜鲁斯的领导下，带着数千士兵和为数不详的战舰，又回来了。　　　　
　　　　僧格林沁正告外国使者：禁止从大沽进入白河。皇帝本人的希望是，他们应该“暂泊拦江沙外，酌带适量随从（由陆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