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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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何士,即哈里·赫塞(Harry Hussey 1881…?),加拿大建筑师、作家,著有《老祖宗:慈禧太后的生活和她的时代》、《旅华四十年漫忆》等书。
2莫里斯·柯利斯(Maurice Colli 1889…1973),英国作家,著有《紫禁城》、《她是一位女王》等书。
3慈安太后(1837…1881),满洲镶黄旗人,钮钴禄氏,广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扬阿之女。初入宫侍文宗咸丰帝潜邸,咸丰登基后于咸丰二年二月封贞妃,五月晋贞贵妃,六月奉旨立为皇后。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皇后随咸丰帝自圆明圆逃往热河行宫,翌年七月咸丰帝崩。因皇后无子,便由懿贵妃六岁的儿子载淳承继皇位,是为同治皇帝。尊皇后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为“慈安”;尊其生母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徽号为“慈禧”。因慈安居住在紫禁城东路的钟粹宫,故称“东太后”,慈禧居住在西路的储秀宫,故称西太后。
4弗兰克·多恩,生平不详,美国医生、作家,出版过《紫禁城:一座皇宫的传记》(1974,纽约)。
5赛珍珠,即珀尔·巴克(Pearl Buck 1892…1973),美国作家,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父母是传教士,童年时随父母来中国。1922年开始写作,1931年出版长篇小说《大地》,获巨大成功。其作品主要以中国为题材,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6威尔士王子,英国王储的称号。
7抢座游戏,在西方的孩子中非常流行的一种游戏。
8傅玄(217278),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 )人。仕晋,官至司隶校尉。封鹑觚子。文中的诗句引自傅玄《苦相篇 》的头四句,全诗为:“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9华士·胡博,即休伯特·沃斯(Hubert Vos 1855…1935),荷兰著名肖像画家。1905年曾为慈禧太后画像,此像今藏北京颐和园,并署有汉文铭款“华士·胡博恭绘”。
10哈布斯堡家族,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其成员曾于中世纪后期到20世纪这一段时期内分别在欧洲各国任统治者;罗曼诺夫家族,俄罗斯沙皇家族;温莎,英国的统治王朝(从1917年始),包括1917年采用这个名字的乔治五世及他的后继者爱德华八世、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二世。
11清宫后妃共分为八个等级,分别是: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1852年慈禧入宫时,封兰贵人,在嫔妃中应属五等,咸丰四年(1854)才晋封为懿嫔。
12内尔·格温(Nell Gwyn 1650?…1687),本名埃莉诺·格温(Eleanor Gwyn),英国女演员,1668年后成为查理二世的情妇。蓬巴杜夫人(Madame Pompadour 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13丽妃(1837…1890),满洲镶红旗人,他他拉氏,主事庆海之女。初入宫称丽贵人,咸丰四年(1854)册封为丽嫔,五年生荣安公主,晋丽妃。咸丰死后,尊丽皇贵太妃。光绪十六年薨,年五十四,谥庄静皇贵妃。
14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英王乔治三世的四世孙爱德华公爵之女,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妹妹,1837年继承威廉四世的王位成为英国女王。到19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由于拥有许多欧洲皇室的亲戚,而被称为“欧洲的祖母”。在她的统治期间,英国迅速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称“日不落帝国”。
15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王亨利八世唯一的女儿,1558年加冕为国王,是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在位45年中,使英国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但在情场中却是一个失意者,终身未嫁。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13节 洋鬼子(1)
当所有虚构的帷幕被揭开,我们看到:正是少数英国人的蓄意捣乱导致了道光皇帝与儿子咸丰的屈辱和死亡,皇权也因此落入了一个女人之手,这在最近一千多年来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捣乱的成功使得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某种古怪心态大受欢迎,这种心态怂恿了巴克斯等人歪曲事实、伪造档案,我们至今仍在为此付出代价。
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中国却跌入了自1644年满清执政以来的最低谷。贪腐盛行,百弊丛生,道光皇帝的姑息纵容被视为软弱可欺,从而导致了更多的弊端。在南方,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商人压根就没把法律放在眼里,他们大量走私廉价的印度鸦片。就像在树心中扎入一颗钉子,鸦片从此成为满清政府的一个符号,不管外国人是否会心血来潮地冒犯它,腐败的满汉官员参与鸦片买卖的事实,却是早已欲盖弥彰。每一回,总是洋人激怒中国人,而当中国人回击时,他们又向当地官员要求妥协。妥协不成,战舰就来了。这已经成了西方人最拿手的游戏。中国发现自己之所以面临战争,往往是因为那些凭空捏造的争端,以及被极度夸大(或者纯属想象)的事件。有不少洋人就是靠恫吓中国人而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他们当中,就有《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当然还有巴克斯爵士。不过,要说最早将这套手艺耍得娴熟自如的,还得算是那些领事官们。他们利用航海时代的通讯不畅,在未经本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就转向武装对抗。这一外交学派的首要倡导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1,他的外交策略是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之上的。19世纪的伦敦远离事发现场。巴麦尊和他的阁僚们在最糟糕的关键时刻,不得不依赖(或者干脆就是利用)领事官们的直觉本能和快速果断。领事官当中,有很多人不过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临时来充当领事而已,他们并未受过外交惯例和权衡调停方面的训练。这些临时领事们心知肚明: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政府通常会认可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在面对冲突的策略中,突如其来的意外被视为不可错失的良机,而武力,则是成果的保证。至于国内公众,他们将会得到恰当的引导,从而相信这一切都是一个伟大计划的组成部分。
武力恫吓之下的鸦片走私,加之临时领事们蓄意炮制的谎言,最终导致了1860年英法联军对华北的侵略。咸丰皇帝拖家带口逃到了关外的鞑靼荒原,华丽堂皇的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就这样,鸦片政治最终将叶赫那拉推上了宝座。
为了控制鸦片上瘾,1729年,满清政府建立了专卖制度,对鸦片征收高得吓人的关税,使得这种毒品被限制在少数特权阶层中。英国商人看到:以极低价格倾销印度鸦片将在中国穷人中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就导致了烟瘾在中国的爆发性扩散,不断侵蚀家庭生活的基础,加剧了政府的衰弱。就连皇帝自家的太监,也成了瘾君子。到了183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攀升到了360万镑。中国所有的茶叶加起来,也不足以抵偿这笔开支。中国的白银储备消耗殆尽,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没有哪个洋鬼子会正儿八经地相信满清政府有采取严厉措施的道德力量。因此,当道光皇帝决定禁止洋人的鸦片贸易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广州是当时唯一对西方商人开放的港口,而且只有在11月至次年5月的贸易季期间,才允许他们在此居留,他们的常设机构则设在葡属澳门。道光皇帝,身材高挑瘦削,光着脑袋,有一张神情忧郁、瘦骨嶙峋的脸,他的忍耐看来已经到了极限,不由得仰天浩叹:“呜呼,倘不能驱此恶魔,虽死矣,亦何颜见先帝及列祖列宗于地下!”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抵达广州。身为湖广总督的林大人下令:任何拒绝戒毒的瘾君子将切除其上唇的一部分,以防止他再用烟枪。一开始,林则徐便直接向维多利亚女王温和地提出了道义上的吁请。在给女王的信中,他写道:
广东自开海禁以来,通流贸易,凡在内地民人,与外国番船,相安于利乐者,百数十年于兹矣……乃有一种奸夷,制为鸦片,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谋其利。从前吸食之人尚少,近则互相传染,流毒日深……此为人心所共愤,亦属天理所难容……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
但没有收到答复。
林则徐警告广州的外国商人:鸦片是非法商品,要求他们交出各自库存的鸦片,并保证日后不再从事这一非法贸易。
义律总监2受英政府委派督察广州及周边地区英国商人所有贸易方面的事,他试图偷偷地接应三大烟贩之一、宝顺洋行的头头颠地3出港,然而中国人在河道上设置了障碍以防止他们开溜。义律只得投降,交出了20;283箱英国自产的鸦片,但他却指控林则徐“蛮不讲理地扣押了广州的全部外国侨民。”
义律很快被允许前往澳门,并带上了所有尚未离开的英国人。接下来,他们上书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请求回击,要求对他们的鸦片损失进行赔偿,同时还提醒巴麦尊,他们的贸易是得到了英国政府许可的。
丹麦、德国、美国和西班牙的船长们向林则徐签署了保证书,从而得以进入黄埔自由地从事其他商品贸易,而愤怒的义律总监却将保证书撕成了碎片。随后宣布:所有的英国商船将在澳门卸货。作为回应,林则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