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 １９８４-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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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来了！他象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满心希望不论是谁敲门，敲了一下就会走开。但是没有，门又敲了一下。迟迟不去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的几乎要跳出来，但是他的脸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却毫无表情。他站了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
第2节
温斯顿的手刚摸到门把就看到他的日记放在桌上没有合上，上面尽是写着打倒老大哥，宇体之大，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想不到怎么会这样蠢。但是，即使在慌里慌张之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合上本子弄污乳白的纸张。
他咬紧了牙关，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
“哦，同志，”她开始用一种疲倦的、带点呻吟的嗓子说，“我说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你是不是能够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好象堵塞了——”她是派逊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党内是有点不赞成用的，随便谁，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对于有些妇女，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太太”的。）她年约三十，但外表却要老得多。你有这样的印象，好象她脸上的皱纹里嵌积着尘埃。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使人讨厌。胜利大厦是所老房子，大约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快要倒塌了。
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必须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窗。
“正好托姆不在家，”派逊斯太太含含糊糊说。
派逊斯家比温斯顿的大一些，另有一种阴暗的气氛．什么东西都有一种挤瘪打烂的样子，好象这地方因刚才来过了一头乱跳乱蹦的巨兽一样。地板上到处尽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足球、一条有汗迹的短裤向外翻着，桌子上是一堆脏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是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画像。房间里同整所房子一样，有一股必不可少的熬白菜味儿，但又夹着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儿，你一闻就知道是这里目前不在的一个人的汗臭，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一闻就知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用一只蜂窝和一张擦屁股纸当作喇叭在吹，配合着电幕上还在发出的军乐的调子。
“那是孩子们，”派逊斯太大有点担心地向那扇房门看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罗——”她有一种话说半句又顿住的习惯。厨房里的水池几乎满得溢了出来，尽是发绿的脏水，比烂白菜味儿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身去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头处。他不愿用手，也不愿弯下身去，因为那样总很容易引起他的咳嗽。派逊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看着。
“当然罗，要是托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修好的，”她说。
“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托姆就是这样。”
派逊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管超龄多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地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天晚上都出席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活动。他走到哪里，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
“你有钳子吗？”温斯顿说，摸着接头处的螺帽。
“钳子，”派逊斯太太说，马上拿不定主意起来。“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起居室的时候，有一阵脚步声和用蜂窝吹出的喇叭声。派逊斯太太把钳子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取掉。他在自来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着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象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
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象两只小虎犊，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
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
“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象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
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果尔德施坦因！”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奇的，还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可奈何的恐惧。
他回到自己屋子里以后，很快地走过电幕，在桌边重新坐下来，一边还摸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嗓子，在津津有味地朗读一篇关于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描述。
他心中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如今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象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
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弹弓的痛楚已经消退了。他并不太热心地拿起了笔，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勃良。
几中以前——多少年了？大概有七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中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这话是静静地说的，几乎是随便说的——是说明，不是命令。
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步。奇怪的是，在当时，在梦中，这话对他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有到了后来这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第一次见到奥勃良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忽然认出这说话的声音是奥勃良的声音。不过反正他认出来了，在黑暗中同他说话的是奥勃良。
温斯顿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即使今夫上午两人目光一闪之后也仍没有办法确定——奥勃良究竟是友是敌。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比友情或战谊更加重要。反正他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一定会实现。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沉浊的空气中响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喇叭。那声音又继续刺耳地说：
“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收到马拉巴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赢得了光辉的胜利。我受权宣布，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胜利，战争结束可能为期不远。急电如下——”温斯顿想，坏消息来了。果然，在血淋淋地描述了一番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以后，宣布从下星期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效果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也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也许是为了要冲淡巧克力供应减少的记忆，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