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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土匪的历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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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重联络、分化打击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认为土匪中的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是在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下,因生活不下去而被迫为匪的,有些成员基本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只有少部分是烧杀淫掠、为非作歹的劣徒,对他们的破坏性和顽固性则认识不足。中共这一时期对土匪所采取的策略是注重联络、分化打击。    
        
    共产党人被杀现场    
    1925年,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对土匪问题的三种策略:    
    ①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土匪,予以适当联络;②被地主利用而压迫农民的土匪,一面实行武力对抗,一面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图谋,启发他们反对地主的压迫,回到农民队伍中来;③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训练农民自卫军,进行防御。    
    政策颁布以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一部分土匪愿与革命合作,有的加入了农会,但这却引起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攻击。第二种土匪惟利是图,见风使舵,谁出的钱多就为谁卖命。所以不管革命者怎样联络,他们也经常被地主利用来攻打农会。第三种专以农民为敌,更无须多说。这样,他们实际上都阻碍革命的行动,妨害农会的发展。一年以后,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有肃清土匪的必要”。湖南的情况与广东类似。    
        
    欢迎剿匪部队    
    2、合作为主、注重改造时期    
    1927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在血雨腥风之中,力量大幅削弱的共产党人被迫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边远落后的政治真空地带寻找自己的落脚点,而这些地区正是长期以来土匪的栖身之地。同是出身贫苦、被迫反抗,同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相同的境遇使二者的接近具有了可能性,同时,中共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土匪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合作为主、注重改造的对匪政策。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土匪“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选集》,第640~641页)这段论述成为中共制定对土匪政策的指导思想。    
    比如,闽西地区的党组织所采取的对匪政策:    
    ①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土匪,坚决解除其武装。    
    ②虽以抢劫为业,但与豪绅资产阶级有冲突,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土匪,派人插入他们的队伍,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反动的和不革命的),使之站在反豪绅资产阶级战线上来。    
    ③对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    
    ④……在白色区域则应设法拉拢流氓分子,使之不为豪绅资产阶级利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闽西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的工作方面就取得了很大成绩,使许多贫民出身的土匪或投入红军、或参加农会,脱离了反革命阵营和绿林生涯,顽固不化者则由于孤立无援只得流窜他乡,从而瓦解了此地的股匪。    
    至于井冈山根据地,以王佐、袁文才部队的改造最具典型意义。毛泽东、何长工对王、袁等人以礼相待,坦诚相交,传播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终于将一支阶级观念模糊、具有很重的流寇思想、游民习气的绿林队伍,改造为战斗力很强的工农红军。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与土匪的合作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当时游击队活动的伏牛山区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区,但由于游击队自身力量很小,不足以吸引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中共就派陈香斋深入匪帮,做匪运工作。他讲义气,同土匪拜把兄弟,很快得到土匪的拥护。由于陈香斋的努力,很多土匪知道了共产党是解放穷人的,所以他们不反对共产党,有时还听游击队指挥,不破坏共产党组织起来的群众,不拉游击队活动区域的群众的肉票,如果拉错了,游击队拿信去,他们就放回。这种彼此相安的做法对革命也很有帮助。    
    其它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绿林武装方面,也创造了不少经验,如陕甘边区刘志丹改造郭宝珊的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改造从旧日“神团”转化而来的游击队,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当然,中共在联合与收编土匪的实践中也并非一帆风顺,这种合作受双方实力及当时的生存环境影响较大。收编过来的一些土匪,由于散漫放荡已成习惯,受不了革命队伍中的极端艰苦的生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革命的暂时失败又使他们悲观失望,这样,他们就故态复萌,不时骚扰群众,有的土匪调到前方去就动摇、逃跑、留下祸根。同时,他们身上积聚的流氓习气,也严重腐蚀革命军队的建设,“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极端民主化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1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团结争取、联合抗日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纷纷南逃,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下,许多地方土匪活动猖獗,各种性质的地方武装蜂拥而起,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人争取的目标。    
    在日军大举进犯、民族危亡在即的情况下,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进行全面的民族自卫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任务。为了发动人民战争,进行持久抗日,中共对土匪武装的主要政策是争取他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同时逐渐改变他们的性质。比如,晋察冀边区的做法就颇有代表性。聂荣臻对于任何主动要求抗日的“杂色司令”、“主任”,都热情欢迎,但并不急于改编。即使对于纪律很坏的土匪武装,暂时也不实行武力解决,而是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对他们耐心地说服教育。有时遇到个别人的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拘留,但经过一番说服教育后,仍然送他们回部队。这些做法,较好地团结了尽可能多的武装力量一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随着敌后抗战日益艰苦,土匪武装分化明显,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加入到八路军行列;有的本性难移,依然烧杀劫掠;有的投入日军的怀抱,作了汉奸走狗;也有的见风使舵,脚踏数只船,明里靠八路军,暗里靠日军,还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勾结,在根据地搞磨擦,为害一方,成为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一大障碍,对这种武装,八路军当然是坚决歼灭。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中共的争取与联合土匪武装的政策较为成功,土匪参与抗日阵营比较普遍。如东北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是马贼巢穴,自“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土匪、马贼纷纷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组成了约30万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后来多改编为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不少于半数的人原先是绿林人物。他们活跃在黑水白山之间,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来犯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被处决的乱兵。兵乱常常转为匪。    
    4、武力围剿、肃清镇压时期    
    抗战结束后,龟缩重庆的国民政府为抢夺胜利果实,大肆搜罗收编各地土匪残余武装,疯狂争夺地盘、袭击人民军队、枪杀干部群众、破坏土地改革和地方民主政权建设。这一时期的土匪已经完全堕落为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的帮凶,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必须加以消灭。而且,此时的共产党已经积聚了充分的力量。因此,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对为害后方的土匪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和镇压。    
        
    剿匪部队边修桥边渡江进藏    
    比如,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稳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从1945年底,开始对东北的土匪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清剿,摧毁了国民党策动和利用土匪从事破坏活动的阴谋。对于小股流窜土匪,各军区派出机动部队穷打猛追,连续作战,不给土匪喘息或分散潜伏的机会,同时发动群众,军民合力,进行搜山拉网,反复进剿,加以消灭。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2月~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剿匪作战1303次,毙匪1。25万余名,伤匪1。85万余名,俘匪3。66万多名,降匪1。17万多名,共计歼灭土匪武装7。9万余众。曾经横行一时的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张伯钧、刘山东、孙永久、张乐山等匪帮均被消灭。    
    解放战争后期,全国各地相继解放以后,剿匪肃特成为巩固新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许多隐藏下来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分散在农村、湖区,与地主恶霸、封建帮会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他们四出造谣惑众,杀人放火,不断进行破坏捣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针对这种情况,为使肃清匪特工作顺利进行,中共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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