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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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两案的反复比较，特别是从政治上权衡利弊，中央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实行“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毛主席解释中央的这一方针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切作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恩伯）、李（品仙）东进是吓，命令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办事处也是吓。蒋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主席还明确指出：我们“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惧”。“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上面是中央研究的对策。如何公开答复何、白“皓电”呢？尽管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基本对策已经确定，毛主席对发表对外宣言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几次起草，拟好又停，曾经准备过非常强硬的“炸弹宣言”，转念又放弃了。这不单单是要反复权衡利弊，思考对策是否周全，还因为要看看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待日苏关系的发展。11月3日，毛主席致电恩来同志说：“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的应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直到11月6日，毛主席才拟好后来被称为“佳电”的初稿。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和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磋商后，在11月9日发表了“佳电”（韵目代日，“佳”为9日）。陈云同志说过，毛主席最后写的“佳电”文字，写了一夜，改了几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到天亮，看看可以了才去休息。
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的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佳电”是我党的严正宣言，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针藏绵里，刚寓柔中，情理交融，回肠荡气的杰作。大后方的民主人士无不为中共“佳电”的既坚持大节又委曲求全的态度所感动。
根据“佳电”，我党在皖南取让步政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江北），在华中取自卫政策（保卫皖东和苏北，坚决打击一切来犯者），在全面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以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延长国共合作抗日的时间。这充分表明了我党相忍为国，维护团结的真诚愿望。
但是，国民党当局把我之委曲求全、局部让步政策视为软弱可欺，于12月8日发出“齐电”，要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开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签发手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在此前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华中、皖南部队进攻的军事部署和舆论准备。他们急调二十九个师约二十至三十万人向大江南北新四军驻地附近集结，在皖南布置了袋形围歼新四军的“防堵计划”，并签发了“解决”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他们密令宣传机关放出空气，要求政府严明“军纪国法”，以坚决手段惩戒一切“不服从命令之部队”。这样，国共两党之关系空前恶化，政治情势危殆万分，皖南的军事冲突已如箭在弦上。
面对作为最后通牒的“齐电”和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部署，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积极备战，我江南孤军迅即北移。12月中、下旬，毛主席致电项英，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12月26日，毛主席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告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指出：“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12月31日，毛主席代表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如何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作了全面部署，要求：中原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党与军队，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南方局的任务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全国其他各地党组织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及其在全面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中央决定对于蒋之命令和宣传攻势，报以冷静不言的态度；不论其如何谩骂与攻击，暂时都不理它，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讲话；蒋介石急，我们就不急，这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办法。
第二部分第49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3）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但是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同志（他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身份实行对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长期以来对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在何、白“皓电”发表后，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时，仍对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迟疑不决。一方面，国民党下令新四军北移包藏险恶用心；另方面，新四军又不能不通过北移以求发展。正确的处置是应当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将计就计。项英则只是在中央12月26日指示的严厉批评后才仓促决定北移路线。这时，国民党早已完成围歼北移新四军的一切布置。6日，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顾祝同、上官云相统率的国民党军队七个多师八万多人，便对其展开了包围袭击。
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周恩来同志所在地重庆、刘少奇同志所在地盐城和叶挺军长所在地茂林地区之间，通过电台频频联系，作出了一系列指挥决策。全党对新四军的命运忧心如焚。当北移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整时，1月7日，毛主席等即电告叶、项，不宜久留，以迅速通过其包围线为有利。皖南北移部队遭到突袭后，项英同志先是作出改由原路折回，向西南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使已在东进中取得初步胜利的部队失去了冲出包围的时机；随后他与袁国平（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同志又私自离开部队出走，使军部指挥极为困难。1月9日，毛主席致电叶军长，要他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作出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同志负总责的决定。当得知北移部队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全体官兵已濒绝境，准备牺牲时，毛主席等一面指示叶挺同志速谋突围，注意与包围部队负责人进行谈判，一面电告恩来同志，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呼吁求援，促国民党改变方针。13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为挽救皖南新四军危局，少奇同志、陈毅同志还向中央提出发动苏鲁攻势，包围沈鸿烈、韩德勤部的建议，以便凭藉这种形势提出交换条件，迫使国民党在皖南撤围。在重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向蒋介石方面进行了多次交涉；南方局已动员党的干部向各方揭露国民党军狙击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发动社会名流向蒋、何、白提出抗议。蒋介石一面佯称“撤围”，一面下达生擒叶、项手令，对被围新四军发动全线总攻。这样，新四军北移部队与比它多五、六倍之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了七昼夜，终因处置失措，弹尽粮绝，基本覆没。除两千多人突围皖北、苏南外，其余或受伤被俘或壮烈牺牲。叶挺同志不辱重任，苦撑危局，在奉命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也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叶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蒋介石蓄谋制造的皖南事变，以新四军遭受血腥大屠杀震惊世界。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高压，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独立自主地扩大和发展自己力量的立场和方针。还在1月7日茂林战斗刚刚打响时，毛主席就电告少奇、陈毅同志，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党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在接到皖南新四军被围歼消息后，1月1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之后指出：今后我们的办法是抓住皖南事变，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采取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1月20日，政治局会议继续分析时局，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①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还任命了其他领导成员。这个命令于当日发表。随后，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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