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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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蒋介石派中央军入晋支援。敌军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向我稳步推进，黄河沿岸渡口一度被敌人封锁。由于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的神府、三边和甘肃的环县、合水地区敌人力量空虚，便于红军作战，红一方面军遂于5月5日西渡黄河返回陕北，结束了东征战役。东征取得重大战果，共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红军挥师东征还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它以实际行动向全国民众表明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强决心，广泛宣传了中共抗日救亡的爱国主张，推动了华北及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东征的军事意义也不可低估。红军东征，迫使阎锡山调回“围剿”陕北苏区的晋军，使神府苏区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不久又恢复了三边苏区，陕甘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力量也进一步发展壮大。东征后在山西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未能完成，这反映出对蒋介石出兵援晋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并不能说明东征决策是错误的。红军在山西境内作战，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顺利进入山西占领战略支点，实施展开，随后又成功地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大块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要红军在山西、绥远直接对日作战的意图最终得以实现。东征期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顺利开展，受中共抗日救国实际行动和政策的感召，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态度逐渐明确，大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开始形成。东征回师通电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政策对促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东征的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在晋西地区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研究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重申了他的观点，指出，日寇加紧侵略华北，华北成为中日矛盾的集中点，变为全国对日作战的战场。红军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要下大力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这是对日作战主要和必要的步骤。毛泽东还深刻阐述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强调应“以发展求巩固，反对巩固的向前发展。现在，只有发展，才能巩固”。我们“并不废除巩固，而是以发展求巩固”。“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体现了毛泽东积极防御的一贯思想。它的确立是对延长军委会议战略方针的重大修改，并成为十年内战后期红军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
（于化民：《毛泽东与东征战略决策》）
第二部分第42节 王辅一回忆西安事变（1）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感召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必然。
在民族矛盾日益深重，中华民族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5年10月下达《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正确解决了对中间阶级的策略问题，随后在12月6日又发布《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驳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证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情况下，不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性，就是地主、买办营垒中的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亦将出现矛盾和斗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我们应在抗日的前提下，利用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毛泽东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人和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综合与会同志的正确观点，起草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依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九一八”以来，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全面的文件和纲领。
毛泽东为了力求把这种策略理论见诸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作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一
毛泽东批判了“九一八”以来，党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联合“下层”、排斥“上层”“要兵不要官”的片面政策，恰当地采取了以下层为基础、上层为重点，用上层领导下层、上下结合的统一战线原则。
对于下层统一战线，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开展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西安等地的抗日救国活动；二是通过士兵活动、前线喊话、战地联欢、释放俘虏、办训练班、办学校等方式，开展争取国民党军队把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活动，这些民众性的、基础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些成果，还必须搞好对领导机关、首脑人物的统战工作。
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依靠国民党左派及其爱国领袖。这部分人是坚持孙中山革命纲领、革命精神，推动蒋介石接受国共合作的中坚力量，宋庆龄等人则是其杰出的代表。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高度赞扬她，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
其次是争取国民党内部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反蒋派。蔡元培是他们中的代表。1927年清党时，蔡元培是列名于弹劾共产党文件的监察委员之一；但清党后，目睹国民党的变质，使他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九一八”后，他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深表不满，以后又辞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信中，希望他“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蔡廷锴、蒋光鼐及其指挥下的十九路军也曾是拥蒋的工具，但“九一八”后他们主张枪口对外，并于1933年组织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同我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和抗日反蒋协定。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中说：“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
第三，争取爱国民主知名人士的赞助，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是其代表人物。“九一八”后，他们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7月15日，他们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成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他们四人的信中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希望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更亲密的合作。”与此同时，还致书李石曾、吴稚晖、许德珩、马叙伦、张申府、杨秀峰等七十余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致书于这部分人的政治效果是卓著的，反响是强烈的。鲁迅、茅盾等都曾给党中央来信，陶行知等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谈话，一致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香凝和九十多岁的马相伯还走上上海街头，领导抗日救国游行队伍。
第四，争取国民党内部的当权派，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顽固势力，弃旧图新，走上国共两党团结御侮的道路，实现全国抗战。为此，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1936年1月，毛泽东在同《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中说：“我代表中国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要是蒋介石或任何方面的军队能够停止进攻红军，中国苏维埃政府立即命令该敌对地方的红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实行动员来进行共同抗日战争。”“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
同年2月，我党主动改变把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其后，毛泽东在对党内的指示中说：“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并指出不应再单独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2月21日，我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公开发布的《关于召集全国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中，没有点蒋介石的名，提的口号是“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的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
3月上旬，在毛泽东指示下，我党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就停止内战问题开始秘密接触。我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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