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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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维映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她与李维汉于1934年在瑞金结婚，去苏联治病期间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争吵，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金维映牺牲于战火之中。
刘群先拖着病弱的身子走完了远征路程。抗战爆发后，她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博古在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指挥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心情郁闷；刘群先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她的精神终于崩溃。1939年，刘群先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送进精神病院。1941年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刘群先失踪，从此生死不明，被认定为牺牲于德军轰炸。
谢飞是海南岛上唯一参加长征的女性。到达陕北后，她与刘少奇结了婚，后来随刘少奇一起去了皖南开辟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婚姻也无疾而终。
肖月华的丈夫李德是德国人，在瑞金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她们的婚姻完全是由组织安排的，两人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都大不相同。长征到陕北之后，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肖月华在众姐妹的支持下，与李德办理了离婚手续，而李德不久就跟一位从国统区来的女演员结了婚。
“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
红军队伍中男多女少，两性比例严重失调，职务比较高、年龄比较大的男性在择偶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先权，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此一来，女性就处在被挑选的地位，她们的情感因素往往被忽略，加之思想工作做得不够，有“拉郎配”之嫌，这使她们很难接受，也为她们日后婚姻的不幸埋下伏笔。
红军左右路分兵之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对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谈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革命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红四方面军虽说吸收了不少女同志，还是男多女少。男同志够上结婚条件的，碰上哪个女同志，就可以同她结婚，不管女的愿不愿意，用不着讲什么美不美、丑不丑，有没有文化，性格如何。谈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这就没有不公平的问题了。”
张国焘这种不尊重妇女的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康克清的反对。她马上反驳道：“不管怎么讲，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结婚，起码要做到双方自愿，毕竟‘捆绑不成夫妻’！”
张国焘对爱情与婚姻的观点，与《西游记》中猪八戒“撞天婚”颇有些相似，实际上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包办婚姻”的翻版，只不过由“家长包办”变成了“组织包办”。虽然今天看来荒唐，但当时在以男性为主的军旅中，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点评】女性解放爱情动人
战火中的爱情，往往把最真挚、最淳朴的本质的美展现出来，这不是长征的点缀，而是长征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民主革命，包含着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而妇女解放又包含着恋爱、结婚和离婚的自由。无论这些爱情的结局是否圆满，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第六章 身心遭打击（1）
——长征途中女性生育之谜
长征中的女性也有着人间的七情六欲，她们中有许多已经为人妻，而且正值育龄，她们渴望着与自己心爱的人有爱情的结晶。但无休止的征战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把女性神圣的权利变成了一场噩梦。
由于当年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水平所限，遍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均没有发现关于避孕和节育的记载。因此，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来到人间的婴儿，就成了最无辜的受难者，他们的母亲，也就成了付出巨大代价的最令人心碎的母亲。
为让产妇顺利分娩，阻击的战士付出了生命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做了严格规定：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多高。这体现了决策者的一个基本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判断：此次西征转移的时间，不会比怀孕生育的周期更长。所有参加长征的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据地。
始料不及的是，一些生命已经在母体中孕育。十月怀胎，瓜熟蒂落，而长征的终点却还遥不可及。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是最先体验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之苦的女性。
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的一个雨夜，贺子珍在路边的茅屋里临盆。警卫员用平时洗脸兼盛饭用的脸盆给婴儿洗了身子，据说第二天用来打饭时，盆沿还沾着血迹。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的时候，带队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块大洋、两块烟土和一封亲笔信说明情况。贺子珍不久就在空袭中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时体内仍残留着弹片。
同样在过赤水河之时，陈慧清也分娩了。由于难产，她疼得在地下直打滚，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骂丈夫的方法减轻痛苦。长征过云南的时候，邓发曾让她留在当地百姓家，她没有答应：这里没有群众基础，语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董必武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产妇宫缩和追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董必武派人告诉断后的红五军团董振堂：女红军战士正在生孩子，请他务必顶住。董振堂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勇猛阻击，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生完孩子才撤下来。有的指挥员不理解：为了一个婴儿，牺牲这么多战士值得吗？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邓颖超为她们取名长征“双凤”，与其他散失在民间的孩子一样，至今“双凤”仍然没有下落。
凯丰的妻子廖似光怀孕7个月便早产了，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下一个男婴，她只能将孩子和身上仅有的几块钱送给了一家老乡。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怀孕本已被划出参加长征的名单，她却偷着追上队伍，翻越老山界不久就生产了。产后几个小时后部队就要出发，当地又找不到老乡可以寄养，曾玉只好把赤身裸体的婴儿放在一把稻草上含泪黯然离去。产后没吃的，只搞到一碗豌豆苗，在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包奶粉送给了她。
第一位女将军终生未育
贺子珍和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李贞和甘泗淇正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举行着俭朴而又热烈的婚礼。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李贞身为六军团组织部长，此时已怀孕3个月，组织上动员她留在根据地，她哭着要求随队，表示爬也要跟上红军，保证不增加部队麻烦。果然，配给她的勤务兵被她派到前线，马匹送给了伤病员，帐篷则与其他战友共用。
1936年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草地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使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产妇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奶水是必然的，小生命含着干瘪的乳头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孩子夭折，产后虚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艰苦生活严重摧残了她的身心，这位后来新中国第一位授军衔的女将军一生没有留下孩子。
即将分娩的女性指挥着部队突围
红四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女性最多，经历最为曲折复杂，面临的生育问题也最大，究竟有多少女性产下多少婴儿，没有人确切统计过。
张琴秋早年在上海读书期间，结识了浙江同乡沈雁冰（茅盾）和他的弟弟沈泽民，并于1925年11月与沈泽民结婚。沈泽民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后担任中央住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他被留下打游击，1933年11月底因肺病加疟疾而病逝。
沈泽民牺牲后，张琴秋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了婚。长征途中她也怀了孕。1937年1月下旬，西路军总部直属队遭到敌人伏击，身为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却腹痛阵阵，快要分娩了。她是忍着剧痛，顽强指挥部队突围的。后来孩子也没有留下来。
在卫生和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常说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脚跨进地狱之门。长征中的产妇，恐怕大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死亡之门。产妇是如此，孩子更是如此。据掩埋过孩子遗体的红军战士回忆，孩子死去的时候，小小的拳头基本上都是紧握的，仿佛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活着的婴儿是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长征中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跟随父母完成了长征，他们成了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姐姐叫蹇先任，妹妹叫蹇先佛。姐姐嫁给了贺龙，妹妹则嫁给了副总指挥萧克。姐妹俩本是名门闺秀，姐姐还是湘西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红军，1929年就参加了在当地打游击的贺龙的部队，成为部队的文化教员，被贺龙尊称为“蹇先生”。1935年11月，部队出发前20天，蹇先任生下了一个女婴。此时恰好前方传来胜利的捷报，姨夫萧克给孩子取名为贺捷生。
二方面军长征采取了休整一段再跃进一段的方式，因此个别婴儿被允许携带行军，小捷生就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随队出征。有时一晚上要转移七八次，掉队就可能被俘，蹇先任背着女儿在漆黑的夜里翻山越岭，身上跌得伤痕累累，衣服被荆棘划得破烂不堪。怕女儿哭声大招来敌人，母亲就把婴儿用布裹在胸前，只要孩子一哭，就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有一次孩子被憋得脸色青紫，母亲真是心痛如刀绞。
蹇先佛在松潘草地生下了一个男婴，姐姐蹇先任亲手接生。李伯钊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粮食送给了产妇，自己却饿得差点走不出草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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