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中短篇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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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们的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对于入闱应试的举子来说，春风骀荡的日子更是远未开始。

　　春天为贡举而滞留长安。

　　一种考试制度被社会如此重视，自有它的原由——两汉以后天下分崩离析的那几百年中，帝王多由手绾兵符的将帅蜕变而来。他们能与出身阀阅的官僚共同构成这个时期的权力主体，依仗的自是手中三尺青锋、麾下十万铁蹄。但是，对暴力机器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能力，甚至魅力——一个不稳定的和难以传承的因素。乾坤在握的那双手稍微地松懈下来，或者在进入坟冢前不得不将带不走的虎符传递给后裔未必同样强劲的手中时，总会有青筋暴露的另外一只手掌不失时机地劈手夺过一切。攫取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取代前任继续与士族构建同样模式的政府。于是乎魏晋以来的王朝纷纭如流星经天，很难长久地停留在人们的视野内。历史天穹中近乎恒久地明亮着门阀高第：崔、卢、郑、李……一出出六朝兴废的折子戏告诉我们：士族满足于先赋地位，很难指望他们被充分动员起来与君主共组一个可持续的朝廷；在处理每一个个案时，帝王明显感到他们控制政治进程的手段远较那些占有大量政治资源的士族来得单调，单调得几乎只剩下暴力。暴力也许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的调整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当君主们沉湎于日趋精致的政治生活时就越发不愿意频繁和大规模地发动暴力，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可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教人不安的力量。隋以后，特别是武后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比如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又比如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外部无产者，也就是胡人。科举制度被设立和推崇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朝廷试图强化与寒门士子的联系，并以他们为骨干构建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可惜，起用宦官和胡人在安史之乱后都被证明有显见的副作用——他们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部分褫夺了属于皇帝和文职官僚的权力，使长安陷入了长久的困顿。这更反衬出科举的重要。科举制使士族“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永远地成为昨日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士族的文化垄断。所以科举制度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动摇了士族政治。近百年来，特别是元和以来，社会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出闱后为新进士安排的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更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赢得了空前的关注。然而，科举给寒素创造的机会远不象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科举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行卷、举荐又公然地干预了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多少有些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所以为朝野所默许，但并未合法化。我们姑且称之为“隐性规则”。考场外的种种运作不可避免地将先赋身份作为识拔人才的主要尺度——在文化领域本就已经早着先鞭的高第士族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优势，将贡举转化成自己的又一条青云之路。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也为文职官僚内部纷争牵出一个导火索，此其一。

　　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文职官僚，也很快地在贡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关系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以弥补个人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贵族式的根基。结果，玉尺量才反而推动了文职官僚内部派系的形成，此其二。

　　第二点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唐朋党之争的深刻原因，而前一点引发了长庆元年贡举案，使潜在的党争危险转化为现实的纷扰和争斗。

　　举子杨浑之将父亲已故刑部侍郎杨凭收藏的几轴书画献给了宰相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说起来，段文昌是唐代少数几位真正出于微末的宰辅。中年发达之后，他是用加倍的豪奢来洗刷“曾遇阇离饭后钟”的寒碜回忆：公堂铺地的锦绣、濯足的金盆……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这样的人自然也很坦然地接受杨家的书画和托付的，反正推荐进士在当时也实在没什么。世为显宦的杨家调动了自己的资源，而出身下层的段文昌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寒门士子的利益——科举制度的操作与初衷拉开了多么大的差距。

　　段文昌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入闱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可杨浑之还是落第了。我们不知道段文昌如何尴尬地面对请托人，却可以想见他会以何等凌厉的口气向皇帝李宥弹劾钱徽取士不实。天子转身咨询翰林学士李绅、元稹的意见。李绅点了点头，支持段文昌的说法；元稹也是。这一点头，点出了绝大的烦恼来。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领旨在子亭主持了复试。

　　据说孔温业的诗是子亭复试的压轴之作，不过在三两遍诵读之后我还是油然有不过尔尔的感觉：

　　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
　　共看飞鸟好，复见落余花。
　　来往惊翻电，经过想散霞。
　　雨余飘处处，风送满家家。
　　求友声初去，离枝色可嗟。
　　从兹时节换，谁为惜年华。

　　依我看来，这首诗具有唐诗肤廓平滑的流弊，却少了点浑雅空灵的妙处，文字有敷衍成篇的显著痕迹。其实，考试闹到如此地步，已没有多少斯文可言。复试所要检查的不是文化的高低，而是舞弊罪行是否成立。从这个角度上讲，它更象是司法鉴定。我们也就很难期待它有多少文化韵味。比之诗文，内出的试题本身倒能给人更多的感悟，并通过感悟接触到另种历史真实：

　　鸟散余落花。

　　清人俞樾的一句“花落春仍在”意象与之仿佛。但“鸟散余落花”在摇落之象以外还有俞诗所没有的衰飒之意。拟出意境如此萧然的试题在明清两朝实是不可想象的。有味的是，去年贡举出的诗题“早春残雪诗”凝结着元和十五年春长安的刺骨寒气；现在，李宥又在不经意间以廖廖五个字道出了一个时代的颓唐气象。为没有诗意的艰难年代起了一个有诗意的题目，这恐怕是命题者所始料未及的。

　　十四位新进士中经得起复试的只有孔温业、赵存业、窦洵直三人——结果大致是可信的。我记得白居易曾用“连辅青缣被，对置通中枕”这样的诗句形容他与钱徽的笃厚友谊。他所主持的复试应该不致于对被告特别不利。

　　于是，曲江雁塔少了几分浮华，飞觥换盏时倒多出一个话题。以新进士为主角的风雅故事还没有进入高潮就嘎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换为了无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带有市井味道的流言。更遗憾的是，子亭复试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正相反，证实钱徽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譔、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段文昌和李绅攻击了钱徽，最终却发现他们伤害了比钱徽更显赫的人物和家族：

　　李宗闵，时任中书舍人。从元和三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论引发轩然大波开始，几十年来他出将入相，长期在政治圈里享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影响力，被公认为牛党除牛僧儒外又一核心。事实上，一直是他而不是牛僧儒在领导牛党与李德裕抗衡。

　　杨汝士，未来的刑部尚书当时还是一名右补阙。可仗着与牛僧儒、李宗闵的密切关系，他一直很有地位。他的家族背景也非同小可——靖恭坊里罗列的门戟就很能说明问题：杨氏因为他、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相继跻身朱紫而盛极一时。

　　裴度，从淮西龛乱到卧镇北门，这个中兴名臣历事七朝、四度拜相，是郭子仪之后又一堪称朝廷柱石的人物。出于对他的尊重，裴譔在落第后仍被李宥赐进士及第。但是，裴度和三百年气运不衰的闻喜裴氏不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的。第二年六月，裴度与元稹之间终于爆发了一次两败俱伤的冲突。贡举案中的龃龉也是诱因之一。

　　郑覃，以经学功底和家门素风为人所仰慕。他是故相郑珣瑜之子，自己也是宰相。他们出自荥阳郑氏北族第二房。这个房支自中唐以后在门第和进士第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宦海腾达，前后六人拜相。郑覃父子两代人的品格与不凡成就标志着荥阳郑氏仍是山东门第最高贵的士族之一。郑覃本人是进士浮华作风的严厉批评者，但他并不反对以进士第入仕。和其他山东旧族一样，他们需要靠进士第保持优越地位。

　　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在很多人看来，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果真如此的话，控、辩两造谁牛谁李？提起这一重公案的李绅是李党中坚，他背后似乎影影绰绰地可以看见李德裕的存在。但由此断定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政治攻势却证据不足。因为，与李绅并肩的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划归李党；被告席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牛党领袖李宗闵和通常被看作李党成员或同情者的裴度、郑覃都赫然在列。所以，将长庆贡举案看成牛李党争的第一幕失之牵强。

　　但是，贡举案仍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开始：标志着文职官僚集团开始隳入党争的阿鼻地狱。

　　这并不是说，在案发前文官们没有抵牾。相反，虽然我们使用了“文职官僚集团”这样的概念，但并不是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