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中短篇集-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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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所谓“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似乎值得商榷，宦官们在随后的会昌和大中两朝还要先后受制于李德裕和宣宗。但是，宦官们参政制度化的趋势将继续下去：一个以枢密院和中书门下政事堂、翰林学士院为中心的新决策框架稳定下来；护军中尉开始列席延英会议；宣徽院及鸿胪礼宾使、如京使、翰林使、学士使、閤门使和武德使等内诸司使已然建立起上下统属的职官系统，分割原本属于省、寺的权力。甘露之变并未成为宦官公开专政的开始。但是，将会有很长时间人们不会再象文宗那样，考虑以非常手段解决宦官问题了。
作为郑注、李训的同谋，文宗侥幸保住了他的性命和帝位。可是，生不如死的苦痛和无穷尽的哀伤将伴随他度过最后五年。
接替文宗的是穆宗的另一个儿子唐武宗。经历了文宗时代诸派参杂并进的扰攘后，王朝对一个坚强中枢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武宗为自己选择强有力的合作者——李德裕。他给予李党以最大限度的信赖。所以，会昌一朝是李党秉政，对帝国的命运全面负责的五年。
作为历史上最能干的宰相之一，李德裕上任伊始就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当十余万回鹘部众在黠嘎斯部落的驱逐下涌入阴山之南时，帝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李德裕一方面试图使回鹘重返斡耳朵八里，另一方面从容不迫地着手规划即将到来的战争。会昌三年春，随着回鹘大军逼近振武，最后决战已经无可避免。河东、振武、卢龙大军与天德军、内地奉命驰援诸部及契苾、沙陀、吐谷浑骑兵在朝廷的协调下破回鹘于杀胡山。很久没有这样的胜利了；在胜利以外，杀胡山之役还别有一种鼓舞人心的东西：正如我们所见，长安正重新变得稳妥、有效率，并且十分坚强。在对王朝来说更加利害攸关的藩镇问题上，这种变化有立竿见影的表现。会昌元年九月癸巳，卢龙兵变。幽州局势风云姽谲时，李德裕耐心地作壁上观，静侯合适的人物和时机。朝廷战略性拖延不仅避免了短时间内连续变更任命的尴尬，而且使藩镇的将领们认识到：没有中央的正式任命，他们的统治将因缺乏合法基础而处在高度不稳定状态。态度恭顺的张仲武控制幽州后顺利地得到了长安的认可。作为回报，张仲武和他统治下的卢龙相当长时间里在灭回鹘、灭佛等诸多问题上给予长安弥足珍贵的支持。当刘稹试图把泽潞变成又一个可以世袭的领地时，李德裕果断出手，讨伐泽潞。就连河北三镇也被动员起来了。朝廷取得了对藩镇的最后一次胜利。
会昌五年武宗驾崩，使李德裕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五年里，朝政“皆独决于李德裕，他相无预焉”。他亲自承旨草诏，使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沦为服笔札之役的风尘俗吏。李德裕毫不留情地打压牛党；冒着可能招致普遍抵触的危险指派柳仲郢精简地方官吏；连内廷也感受到来自李德裕的压力了：枢密使出纳王言的作用被削弱；监军的权力也小了；宦官的领袖仇士良甚至被迫休致；李德裕还想解除宦官的兵权、财权，但他终究没能改变宦官对神策军和内库的把持——那是宦官势力的命脉，是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捍卫的。李德裕甚至插手删改《宪宗实录》，影响皇后的册立……正是在手中权力无限制地扩大的同时，他使自己的政治空间逼仄到了极点。他的反对派们宦官们选择仇视武宗的皇叔李忱入继大位，庙号宣宗。宦官要借他之手打击李德裕。表面上看，李忱登基是李德裕罢相的原因，其实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皇叔不可思议地柩前即位不过是宦官扳倒李德裕所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一代贤相万里投荒，被谪贬到崖州，谪贬到天南的烟瘴蛮溪。那里，离长安很远很远，暮色里的啼鸟如果想回来，都有半年的路程……
四、落花犹似坠楼人
唐宣宗是宪宗的十三子。父亲遇弑时他还是个孩子，一个被认为很愚钝的孩子。由于生母与宪宗元配郭氏有隙，他的前半生是在歧视和迫害中度过的。传说他曾为躲避武宗的毒手而出家云游，浪迹天涯。也许这只是个传说。但由于宫廷档案毁于晚唐战火，从宣宗开始，我们没有实录作为历史的叙述依据了，而关于宣宗的传说又特别多。我怀疑，这是宣宗有意所为，一个在三个侄儿之后不合长幼之序地继位的皇帝要用神奇的传说为自己的统治加上一道光环。那些传说由他亲自告诉宠臣令狐绹，由后者的子侄写进《贞陵遗事》。他刻意地仿效宪宗，甚至是太宗，以至于被称为“小太宗”；他用一切机会显示自己对元和一朝深切的怀念：父亲曾任用过的权贵，现在他们的子弟很多被不次超擢，他们在南衙北司的身影，唤起了人们对三十年前一段峥嵘岁月的回忆，暗示着大中朝对那个时代的传承。
当然，这还不够。他追究元和宫变中的罪人们，追究穆宗的罪过以否定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得位的正统性。甚至不惜将郭氏逼上绝路，让她几乎要用坠楼的方式来祭奠流水落花般逝去的往昔。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经过会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两次清算，李党被肃清了；牛党也变成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很明晰的历史名词。宣宗收回大权使中唐党争失去争夺的目标，很快地烟销云散。阉寺盘根错节的势力虽然没有被连根铲除，但宣宗借清算元和逆党之机对其大加清洗。在整个大中朝，权阉们直接干预朝政比较少见。笼络文官、清洗文官和宦官，以及神化自己——宣宗在长安确立起天子无可争议的权威，唐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也许，儿时所受到过的歧视使宣宗异乎寻常地重视自己的形象。也许，得位不正，还有身世复杂，使他极度自卑也极度自尊。自卑和自尊，在对待臣下时却外化为刻薄和猜忌，连深渥圣眷的令狐绹也要在宣宗不信任的睨视下汗湿重衣。刻薄和刻薄后面隐藏的偏见被宣宗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外庭不可与谋。”亲耳聆听这话的只有翰林学士韦澳。无怪乎他会大有深意地对宰相周墀说：愿相公无权。既然皇帝控制而不能为一个伟大的复兴计划去利用文职官僚集团，抛弃手中剩下的权力确实是宰辅们的明智选择。没有共事者的宣宗自然只能让手中的权力耗散在对腰带的关注、对言语的揣摩、对诗句的考察上，耗散在对那么多的细节的追求和追究上面。长安的文官们在宣宗苛求细节的眼光中慢慢地摒弃了三十年党争中养成的冒失习气，越来越无所作为。
王夫之“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说法也许过分了，但“聪察明断”表象下隐藏的悲剧性固执确实是于事无补。安史之乱后，东南财赋与西北武力相结合给王朝以新的生机。现在，这种结合行将告终了。以大中九年浙东军乱为序幕，岭南叛乱、湖南叛乱、江西叛乱、宣州叛乱……唐朝，一株把根系深深植入东南肥美的水土，却在西北向天探出最高一枝的参天大树。现在他的根系已经开始腐烂了。这也就意味着落花，乃至落叶的时分终于要到来了。
让我们在落花中回想五十年来的恩怨是非吧：从永贞革新到元和中兴，从文宗、武宗到宣宗……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王朝，在一步一步走向黄昏的时候，几番振作，几番挣扎，只希望能再现那曾经有过不会再有的繁华。宪宗不在了，杀死他的宦官、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也不在了。就是那个从东宫就开始陪伴他一生却又最终抛弃他的女人，也只能孤零零地走上高高的勤政务本楼……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壬辰或者癸巳日，当人们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宣宗头朝东边永远地睡着了。也许不是，是几起几落后的如梦初醒。
宣宗之死
回顾晚唐的历史舞台，我们只看到一束耀眼的强光端端地打在李忱的头上，照亮了每一个细节，使号称“小太宗”的他在强光下纤毫毕现。可光柱以外的世界正在无疆的黑暗中沉沦。十三年来，李忱以为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只有他一人在黑暗中孤独地思考。他越来越真切地看到死亡的黑暗影子正在向他逼近过来，将把他完全笼罩，把他吞噬下去。早在死亡真正到来前，李忱就已经垮了。因为，他对死亡怀有一种杯弓蛇影式的恐惧了。
那一年，京兆府的参军卢甚受上峰差遣，巡视京畿周围的馆驿。在一个小驿站里，他遇到了因结婚请假路过这里的左补阙崔瑄。驿站里的上房只有一间，可两人都不想退让，在驿厅里争执起来了。按照惯例，左补阙是天子身边的谏官，属于清望官，比京兆府中杂佐官员参军地位要高一些。但此时的崔瑄是因私外出，而卢甚却是公事出差，也有优先的道理。事情一下成了僵局。崔瑄大概在争夺中落了下风，回到长安后火气未消，处心积虑地谋划着要报复一下卢甚。左补阙品级不高，却是有权直接上书皇帝的近臣。崔瑄资格又很老，连当朝宰相崔铉都是他的门生。仗着朝中有此奥援，他很快就找了个题目上了封奏章，诬陷卢甚。卢甚回京后，很快就被下到御史狱中接受审问。
官员入狱，就要换下居官的服色，穿上待罪的白色囚服。看着狱吏手中的白衣，遭此横祸的卢甚心中被不平的怨气给梗住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口不择言地说，又不是天子驾崩，为什么要穿白衣？
这句话一下触动了李忱心中最深的痛。崔瑄诬告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真实，这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卢甚在李忱最惧怕死亡的时候，谈到了他的死亡。卢甚的无心之言立刻被李忱误读成一句恶毒的诅咒。那强行压抑的恐惧突然转变成不可遏制的怒火。李忱咬牙切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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