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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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在俄国人冲进之前逃出来，德国人从这一地区潮水般地涌向西方。这就给海上的军事运输增添了额外的大量的运输任务，人们必须把这些难民从东、西普鲁士港口运往西部去。
人们在今天很容易提出这个问题：在1945年1 月军事形势极为恶化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在这最后时刻投降呢？对此只能这样回答：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不能让德国东线的三百五十万德国士兵在寒冬日子里成为俄国的俘虏。就算俄国人发善心，但是要把这许多人接收下来给予照顾和安置，在组织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德国的被俘人员就不得不露宿野外，他们的死亡率无疑会变得可怕。
但是现在已很清楚，潜艇战对海军来说，已经不是主要任务了。这是由于上述训练新潜艇场所的丢失，海军不可能迅速和大量地建造和使用潜艇，因此海军不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在跨海支援东线，把难民、伤员和士兵送回西方。为此，我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尽可能地把海军从北海和挪威海域撤出，用来保卫我们在波罗的诲的船只运输。我要求希特勒把还可使用的商船归我管辖，因为现在海军必须把它们的船只尽可能编入护航队，在战舰的保
护下统一行动，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地往返行驶。因此有必要由我来统一指挥海军和商船队。出于同样原因，我要求国家元首委托我对德国北部调配全部的煤和燃料，这样我就能保
证对舰队和商船队在波罗的海海上航行的燃料供应。修理那些用于海上运输的船只，就成了造船厂的当务之急。
这样，投入使用的舰队和商船队从1945年1 月23日到 1945 年5 月投降为止，成功地越过波罗的海把总数达两百多万的难民、男女老幼、伤员和士兵运到了西方。这些航行是在同英、美、俄三国的飞机和俄国的潜艇、快艇作战的情况下以及在布满水雷的航线上进行的。尽管其中几艘船只被敌人击毁，船上人员的丧亡令人痛惜，但百分之九十的海上运输船只还是安全地到达了西方港口。
对这次拯救的成功，我只能感谢命运。
美国历史学家把这次运输称之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极为成功的一次海上运输活动。
三十二、1945年4月底希特勒引退后，什么因素促使您接受了国家元首这一职位？
1945年4 月，我们东部和西部的陆上战线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英、美、俄三国的战线愈来愈接近德国的中心。这就使人不得不估计到德国将会出现被分割成北部和南部两个地区的这种趋势，面对这种情况，希特勒下令把北部地区置于我的领导之下。但是，只要希特勒还在柏林，这个命令的行使权充其量不过是在北部的非军事区的范围之内，因为希特勒想把军事领导权连同设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的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继续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四月份的头几个星期，希特勒打算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地区去。可是在4 月22日他又决定仍然留在柏林的元首地下避弹室。我在德国北部非军事区的行使命令权生效了。因此，我在4 月22日至23日的夜晚驱车到荷尔斯泰因的普伦，进了我的新指挥所。可是，军事领导权还在希特勒手里，他的国家机器仍然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陆军元帅凯特尔和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两人指挥。1945年4 月底希特勒从柏林到了马克勃兰登堡的来因斯贝格，为的是使参谋总部在俄、英、美三国包围柏林的情况下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我又在1945年4 月28日驱车从普伦到来因斯贝格，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了解军事情况。每条街都挤满了来自德国东部尚未为俄国人占领的那些地区朝西方逃亡的穷人和难民的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坐着马车，有的坐着手推车，也有的不坐车辆，他们随身只带少量的在逃难途中维持生活的用品。
我们乘坐小汽车只能非常缓慢地并且经常要离开公路穿过难民队伍向东驶去。我们看到英美的驱逐机出现了，它们朝路上扫射。可怜的难民死的死，伤的伤。我看到一个在公路旁边耕地的农民在敌机俯冲下来时，慌忙离开马和犁，扑到一条濠沟里去躲避。
我已经解释过，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海军的主要任务是越海抢救难民。我竭尽全力，务使这次海上运输尽可能地进行得又快又多。自1945年4 月23日我被任命为德国北部最高司令官以来，我立即把德国北部的非军事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为的是能立即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地加快陆上难民队伍的行进。在去来因斯贝格的路上，我亲自见到陆上难民的不幸遭遇。这种难忘的景象使我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1945年4 月28日在来因斯贝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召开的分析军事形势的会议上，我马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维斯杜拉集团军”已经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国人向西挺进。
我也同样认识到，最近以来我愈来愈担心的事情即将发生，即柏林地下避弹室国家元首已无法进行统一领导。尽管我的海军通讯部队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同那里仍然保持联系，然而被包围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要对德国形势作出判断，以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判断外界形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非常容易产生混乱局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讲一下当时我们的军事形势，着重想引述一下德国投降后，根据1945年4 月底的形势，我对我的副官吕德·诺拉特海军少校所讲的话：“由于最后几个月的不断空袭，一切军工生产都下降到了最低限度。武器、弹药或燃料的一切储备都消耗殆尽。交通运输完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种原料、产品、粮食进行平衡或调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的西线陆军部队正在瓦解。在东方，东南线部队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奥斯特马克，伦杜利克的集团军群正坚持着他们的阵地，舒埃纳尔的集团军群还没有受到损失。但是，两个集团军群都只有供短时间使用的弹药和燃料。
“援救柏林没有成功，估计柏林马上会被包围。我们在东线北部的集团军群正在向梅克伦堡地区撤退，在东、西普鲁士的部队已经被俄国优势兵力所压倒，库尔兰战线仍然坚持着。
“德国海军打算同现有的商船队一起，从库尔兰和东、西普鲁士那里尽可能多地把部队由海上援救到西方。
“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但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敌人在这些地区即将进行的、可以预料到的进攻了。
“荷兰、丹麦、挪威以及比斯开湾港口、海峡群岛和敦刻尔克，仍在德国占领之下，此刻这些地区仍是稳定的，“德国空军只有极少的力量。由于缺少燃料，它们的战斗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于对德国形势不能指望实现政治上的转变，所以当德国东部战线和数百万难民已经西移之后，就必须准备根据相应的方案尽快地结束战争，以便继续把这些人从东方拯救出来。
对此，就需要有一个负责的发布命令的中央机构，一个统一的领导，这个领导能根据一个明确的方案来执行这一任务，它的指挥权要为所有德国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下级指挥部门所承认和服从。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被大家公认的、负责的、发布命令的领导机构，就会引起混乱，其结果将导致数十万人无意义、无目的的毁灭，因为许多地区将会出现自行投降的情况，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在同一地区发布坚持到底的命令，其后果将是军事纪律废弛，部队瓦解和发生内战。如果没有一个发布命令的最高机构，那末，每一个人势必会根据他那狭隘的地方的立场和他个人的见解去行动。对此，我只想举一个例子：1945年4 月，汉堡区的国社党负责人考夫曼曾竭力想同兵临汉堡的英国集团军群实行汉堡的特别投降。他一心只想尽快地防止汉堡继续遭受损失和破坏。他没有看到交出汉堡就意味着让英国人获得易北河东岸地带，从而会使敌人很快地占领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直至波罗的海包括基尔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他没有注意到，看来首先是他不懂得，这一切对于拯救难民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当我获悉他准备亲自向英国对手实行汉堡的单独投降的意图后，我就在1945年4 月30日给他发了如下一份电报：“1 ．在目前形势下，军事指挥官的主要责任，就是拯救德国和德国人民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作战的重点显然是在东方。只有在军事上千方百计地制止俄国人在梅克伦堡地区的推进，或者至少尽可能久地顶住苏联部队的前进，才有可能使德国人逃亡出来。
“2 ．这样的逃亡只有敞开通往西方的大门，让难民穿过在雅尔塔商定的占领区界线，才有可能实现。如果现在易北—特拉弗运河被英国人封锁了，我们就会把七百万德国人的宝贵生命断送在俄国人的暴政之下。
“3 ．因此，绝对有必要坚韧不拔地保卫易北河阵地以对付西方的进攻。在执行这项战斗任务中，物质上受到的损失将会在拯救德国东部的德国人的生命上得到千倍的补偿。但不要超越范围去破坏港口或工业设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发生这种破坏。
‘4 ．对上述战斗任务无保留的支持，您和汉堡市就能为我国人民命运的战斗作出卓越的贡献。’德国历史学家赖默尔·汉森在《第三帝国的灭亡》一书中就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作了评论：考夫曼首先关心的是他所管辖的城市和市民的命运。汉森接着写道：“与此相反，邓尼茨却是从更为重大的战略整体着想。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