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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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不是绝对孤立世界之外的。如果说《鞑靼漂流记》所载三艘日本商船是被大风偶然刮到中国来的；那么《鞑靼战纪》的作者卫匡国、参修《时宪历》的汤若望等却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了。就是说，1644年时，不但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尼德兰和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有相当一些东西方国家的商人及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但是，中国的这场既广且深的社会大震荡仍没有和他们发生联系。中国走的完全是自己的路。这条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有所进步，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就很不相称了。
历史是最具说服力的教科书，1644年中国社会的这场大震荡给后世留下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郭沫若先生于1944年首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一书，对此进行了总结，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受到启发教育。今天我们应该继承这个传统，进一步研究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珍视这个宝贵的历史遗产，振兴中华，无愧前人。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毕竟是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写深写透，绝非易事。全书由我和张杰合著，写作计划和书的内容大纲均共同讨论拟定，张杰先写了初稿，然后再由我进行增补和修改并统一思想观点，整齐体例，文字加工，最后定稿。书中吸收了作者已发表的论著，也参考了史学界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对帮助我们写作和出版的所有专家与朋友致以衷心感谢！凡因研究不够而出现的错讹理应我们自己负责，欢迎批评指教。
孙文良
天鼓已鸣正月初一见预兆（1）
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爨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降乩”。
此诗出现于1644年阴历正月初一，是对明朝崇祯皇帝所提问题的回答，没有作者，如相信历史记载，这是“降乩”之词，应该说是神仙的杰作。但是我们知道世间本无神仙，凡事归根结底皆人所自为。然而人们为何如是说？让我们就从这里谈起吧。
1644年的正月初一，标志着明太祖朱元璋创建的大明帝国已经过了277个年头，也是崇祯皇帝在位第17年的第一天。按惯例，明朝的元旦有大朝仪，同皇帝即位约略相仿，“晨贺昼会”《明史？礼志七》，卷53，1348页。，相当隆重。可是自从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如今已占领西安；辽东的清王朝更是异军突起，不但以辽东为基地实现了东北的统一，切断了京师左臂，而且绕道蒙古，进入内地，几度迫使京师戒严。面对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威胁，即使除夕之夜，崇祯皇帝又岂能安枕！正月初一，比往日都早，刚刚天亮，他就上朝了。当他来到皇极殿上，只见空荡荡的大殿，只有一名锦衣卫士立班。当时钟声已停止，这名锦衣卫士不等龙颜发怒，忙解释道：“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令再鸣钟，启东西门，远近闻之，自皆疾驰。”崇祯帝立刻谕令鸣钟，而且不要停歇，朝门大开，永不关闭，迎接来自京师东西二城的文武百官前来祝贺元旦。结果沉闷的钟声接连不停地撞击着，声传数里之外，皇宫里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久无一人至者。于是崇祯帝乃欲先谒太庙，然后接受朝贺，呼驾銮舆。但是此举非同小可，驾舆马与立仗马约用上百匹，眼前竟无一马为备。幸亏有个小太监急中生智，将长安门外朝官们所乘的马全部牵来端门。将欲登辇，司礼太监奏称：天子乃万乘之尊，乘用外臣马匹谒太庙，对祖宗不敬，也恐马有不驯，生出意外，请求免劳此行。崇祯帝这又改为先受朝贺后拜太庙，再次登座以候。原来明朝的文武官员分东西二城居住，文臣寓西城，武臣寓东城，恰与朝班所列文在东、武在西相反。此日皇帝先至朝，龙颜正视，文武大臣不敢过中门，从长安门入者各寻方便，文武朝班大乱。接受朝贺后，崇祯帝谒太庙，六品官以下不应陪祭者，也因马掠而入。一连串的反常现象，给明王朝上上下下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奇异的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大风刮得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尽管年前腊月二十六已立春，燕京（今北京）的春天，刮点风不足为奇；然而不止此也，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又传来了闹地震的消息。占卜的结果是：“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真是骇人听闻！
崇祯皇帝御极以来17年，虽所用文臣武将比他的先辈都多，但自己总有主意。此时他比别人忧虑更重，见刮大风，又闹地震，非常不放心，必要躬亲一问。他沐浴焚香，拜天默祷，口中念念有词：“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仙即降乩给了开始那篇文字的答复参见《明季北略》，卷2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明史纪事本末》，卷79等。崇祯皇帝见此回答，默不作语，满脸不高兴。其实这首诗说的全是社会现状：第一，明末贪官污吏的确成为国家的首要问题；第二，社会动乱，十室九空；第三，黎民百姓，苦上加苦；第四，战争难免，休想太平。崇祯皇帝不爱听这些话，只能说明他不愿面对现实。
事虽如此，崇祯皇帝仍力求振作，便在朝贺礼后，召集内阁大臣陈演、蒋德璟、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贡，兵部尚书张缙彦、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等，赐茶并商讨解决当前危机的对策。这一班文武重臣，为首的陈演“既庸且刻”；魏藻德凭一个好口才，被破格重用，超拜大学士入阁，“一无建白，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晋人李建泰“家富于资”《明史？陈演、魏藻德、李建泰传》，卷253。他们无论自己有钱无钱，此时异口同声提出：“库藏久虚，外饷不至，一切边费刻不容缓，所恃者皇上内帑耳。”崇祯帝沉默许久，难过地说：“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说完，大哭起来。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页，中华书局；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09页，辽沈书社。皇帝说了话，又流了眼泪，好像缺饷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崇祯皇帝向来疑心很重，他明知道逼他的人家资万贯，皆不愿佐国家之急，因此内帑即使有钱他也留了后手，何况他的聚敛之心似乎仍未收敛。明朝末年的政治坏就坏在有权的和有钱的只顾个人，不顾国家，最后落个国破家亡。如这时曾出入过禁闼的宋起凤在其所著《稗说》中称，崇祯末年外饷告匮，而内库甲乙十余库内，不只黄金、白银帑币而已，尚有诸多其他宝物。检查账面上固然只见黄金一万余两，白银数万两，可是旧库地坎中竟藏有无数黄白大锭，每锭重三四百金。有人感叹道：“崇祯天子蓄如许物，奈何数称饷绌耶？”宋起凤：《稗说》，卷4，见《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112页。很多人不理解此事，连提供这项资料的宋起凤也认为这是从崇祯祖先那里传下来的，崇祯本人不大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有过一位还是著名的明君，即隋文帝，就在他统治下的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人多饥乏，而仓库盈溢，竟不许赈济，乃令百姓逐粮。唐太宗耻笑他说：“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贞观政要》，卷8，2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崇祯帝时内帑匮乏，的确不像他说的那么困难，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实不亚于隋文帝。最高统治者及其宠臣们刻薄至极！崇祯帝转移方向求救，下了一道谕令给兵部：“凡罪废武职及草泽义勇，有励志杀贼者，予上赏。”《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