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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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二是根据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
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这个修改是陈伯达提议的，毛主席赞同了。
四是将左倾路线的左字都打上了引号，即一律改为“左”倾路线。此后，党的文献就沿用了这个用法。
此外，还有一些用语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以及将“与”改为“和”等。
这个“历史决议”后来的命运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其中有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贡献这样的内容，整个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新版《毛选》按照建国初期的编排，仍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三部分第75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1）
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次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标志而永载党的史册。作为当年参加过这次大会的老战士，抚今追昔，我深深感到，党的七大在中国面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历史关头，旗帜鲜明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大旗上，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最终夺取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领导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在1931年1月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此后，因战事连绵，会议的准备工作只好推迟。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等等。这一年的3月，我奉中央军委之命，离开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当时，组织部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但很精干，人员也比较年轻，我当时也只有26岁。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军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总政机关住在延安城北郊一排整洁的平房里，距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晚上能看到主席办公室的灯光。毛主席有时来到我们办公室看望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得天独厚地能经常聆听到他的指示。由于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离中央首长又比较近，使我对七大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
同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做了规定。号召全党要注意调查研究，为召开七大做好准备工作。
为了贯彻全会的精神，1939年1月军委决定开始组建华北战地考察团，并任命我为考察团团长。中央领导对考察团工作非常重视。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都曾接见过考察团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和重要指示。记得毛主席报告的内容是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李富春讲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滕代远讲了注意研究军事工作的重要意义；谭政讲了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百忙中给我们讲课，使团员们很受鼓舞，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亲自向我交代了考察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方法、出发时间等。考察团是我按照王稼祥的指示，从军委直属机关、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等单位陆续调集来的，共57名同志。其中有久经考验的红军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有各种业务专长的年轻同志，人数不多，人才济济。我们按考察团的任务编为组织、宣传、敌工、军事、锄奸、战地记者6个工作组。配置了电台、机要等若干辅助小组，成立了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
3月16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8日，由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联合署名发给华北各根据地负责同志的电报中，对战地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指挥关系、经费供给等一一做了明确规定。并强调“所有考察团的干部，任何人不得抽调，以保证其任务之完成”。战地考察团在向敌占区行进当中，沿途受到当地人民极其热情的接待和照顾。每到一地不论男女老少，见到我们这些八路军都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把仅有的一点细粮做给我们吃，并争先恐后地给我们带路、牵马。当时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是一种患难与共的鱼水关系。
我们考察团每到一地，就紧张有序地工作，并每天将工作情况用电台上报给军委。
11月23日，军委来电，让我带着总结材料于12月底前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准备工作。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再次受到影响。这时，总部又来电让我“暂缓来延”，继续进行考察工作。
1940年7月1日，考察团满载而归，回到了延安。为了把调查报告总结好，王稼祥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室，由我负责。大约经过4个月的时间，我们写出了约30万字的两份调查报告。王稼祥仔细审阅了这些总结材料和文章，他对我说，这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对领导的决策工作非常重要。后来，这些材料也为七大有关报告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参考。
1941年3月我调到军委秘书厅任秘书长，兼管军委干部研究处的工作，专门负责研究八路军的干部问题。我记得，为了开好七大，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加强和扩大了中央党校，集中大部分已经来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到党校学习。我和王稼祥经常到党校，邀请各根据地来的七大代表，向他们了解当地的干部情况，最后由我整理出了三份专题材料。王稼祥说，这些材料对帮助七大制定干部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
1941年春天，首先在中央党校发起，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整风运动。这年的夏天，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不断调集军队进犯我边区。这时中央调我任边区留守兵团副政委。当时我与兵团司令肖劲光一起，边组织部队做好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迎击敌人的准备，边认真搞好部队的整风工作。
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全党高级干部在1943年冬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讨论中我对继续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意见，建议不要让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进入新中央委员会，后来我又把意见写在给中央的信上送给毛主席。不久，毛主席给我复了信。信上说：“方强同志：来信收到了。很愿同你一谈，因准备七大，近日抽不出时间，等一会再定时间约谈。同志的敬礼！”毛主席对大会代表的意见如此重视，令我十分感动。这时，我与王稼祥、谭政等同志一起被总政机关选为党的七大代表，我感到莫大荣幸。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的智慧进行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好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部分第76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2）
1945年的春天，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德国即将灭亡；在国内，敌后战场对日寇的局部反攻已经开始，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就在这春意盎然、万象更新的日子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我作为军队代表团的正式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1945年4月21日，七大举行预备会议。
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的筹备工作。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日才开。”他还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加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准备，其意义是非常大的。”
毛主席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还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要看到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要组织起强大的团结的队伍去战斗。”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当然家庭也是有斗争的，但新的家庭里有了矛盾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毛主席讲得很形象，含意非常深刻。毛主席的这番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预备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一是六届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