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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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德卡塞尔成立了德国军官团。在50年代前期，指挥西德边防警察的主官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军事情报首脑之一格哈德·马斯基；在西德东、西、南、北四个方面的边防警察首脑中，除东部外，全部是前纳粹德国高级将领，他们是汉斯·布隆、格尔贝尔特·希捷和安东·格拉塞。
　　在美军管制当局的默许和配合下，西德政府于50年代初期向法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派遣了多达7　百人的非正式军事使节团，其中的纳粹战犯至少包括2　百人，例如前纳粹陆军将领赫尔穆特·冯·法尔姆巴赫、蒙采尔，炮兵将领尤利乌斯·布劳恩，党卫军将领卡茨曼等，以及费歇尔上校等几十名党卫军校级军官。
　　五六十年代之交指挥国防军的将军们绝大部分均为希特勒军队中的上校以上军官，其中45人的军衔已经达到将军。西德的将领中有　70　％曾在希特勒德军的总参谋本部工作过，或者就是纳粹前国防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成员。当时有7　名西德国防军的将军曾被判决为战犯或被列入盟国战犯名单。
　　第七节　法国等西方盟国紧步美国后尘
　　二战结束后多年，世人似乎觉得法国政府包庇纳粹战犯的问题不很明显。其实，这也只是表象而已，法国与英美的做法，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的关系。正是依照50年代初期法国总理提出的欧洲军计划，法国同德国“化敌为友”，进而将一批批死有余辜的纳粹战犯减刑甚至干脆释放。这个进程大致从1954年就开始付诸实践。只不过整个西欧都在因“共产主义的威胁”而谈虎色变，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早已偏离了追捕纳粹战犯，所以直到很久以后，一些有识之士才回过头来追溯当时的法国政府庇护纳粹战犯的问题。1983年4　月5　日，法国《世界报》刊登署名文章《法国特工部门曾起用过去的纳粹分子》。它披露：“法国的秘密情报机关在二战后起用了熟悉情况的前纳粹分子，这些人过去曾是第三帝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多数是在1945年以后在战俘营内发现的。对前纳粹分子的招募，是以反间谍机关缴获的德国特工档案以及前线军事侦察部门收集的文件为基础进行的。该项工作是由1944年11月成立的研究与调查总部（现今法国对外安全总部的前身）的人员实施。一些法国特工也承认，招募对象主要是曾在以下两个部门工作过的纳粹分子：二、中央保安总局第六局（国外情报局）。它有2　个科负责受苏联影响的地区，包括伊朗、土耳其、某些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2　、中央保安总局谍报局（原属总参谋部，”七·二零“事件以后并入中央保安总局）。二战一结束，法国秘密情报机关立即着手招募了近百名前纳粹情报官员，目的在于恢复或新建必要的情报来源体系。法国特工们企图通过这些纳粹分子作为中介，以便同这些人昔日物色的谍报员和特情网挂上钩。当时，纳粹德国情报部门二战前和战争中在东欧各国建立并已使用过的谍报员和特情人员大部分尚未被苏联驻军发现。”布尔什维克的急剧扩张“，使法国同昔日的仇敌德国站到同一条战壕里。法国政府还秘密地从德国招募了V　—2　火箭技术小组的重要成员沃尔夫冈·皮尔茨教授，他后来成为法国的”凡隆尼克“火箭之父，而这个火箭是戴高乐总统的空间计划的基础。
　　法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塞，在他写给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的信中讨好地说，“在对待纳粹战犯方面，我使用了1500次赦免权。”1951年6　月，法国当局从狱中提前释放了重要的纳粹战犯贝伦加特·兰凯，他曾任纳粹德军伞兵部队的将领，后又担任驻法国布列斯特要塞司令。他的罪行是野蛮地迫害和侮辱法国和平居民。1954年更加出格的事情令国民大惑不解，法国司法机关又悍然释放了两名为举国上下切齿痛恨的顶尖级刽子手、盖世太保驻法国总头目奥伯格和克诺亨以及一大批原来已被判处死刑的重要纳粹战犯。
　　澳大利亚也曾存在这方面的劣迹：藏匿在澳洲的纳粹战犯，不仅有德国人，还有不少克罗地亚独立国时期的乌斯塔什分子，其中一些人身上沾满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鲜血，早就为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所通缉甚至缺席判处死刑。据1999年8　月16日出版的《悉尼先驱晨报》报道，1946—1951年期间，在政府明令禁止德国人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那段时期，出于英国1945年9　月18日的要求，竟有至少127　名德国科学家秘密进入澳大利亚，以防他们为苏联争取。其中31人是纳粹党员，12人属于纳粹其他组织，10人曾在为纳粹集中营提供杀人毒气的化工企业中担任职员，6　人是党卫军成员。在这批科学家当中，有7　人曾被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做为战犯加以通缉。澳大利亚政府的目的是利用这些人参与当时极为机密的火箭研制计划。在当时，澳国家安全机关曾极力反对这项计划，但执政的工党政府，根本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此外，澳大利亚也多次对抓获的纳粹战犯实施重罪轻判：1953年2　月，澳大利亚法庭对纳粹战犯布赫马埃尔宣判无罪释放。事实上，该犯曾直接参与对波兰拉当集中营内囚犯的屠杀，使该集中营的3　万名囚犯仅剩下5000名得以生还。该法庭对设在荷兰安亨纳粹集中营的司令官、党卫军少校弗兰茨·多宁格尔也只判处2　年半徒刑。而他在该集中营任职3　个月期间，曾下令处死了数千名囚犯。直至20世纪末，维森塔尔中心还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了46名现在仍生活在该国的证据确凿的纳粹战犯名单。与美国的做法稍微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政府收罗纳粹科学家的计划名为“火柴盒”计划。
　　5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的胁迫下，西欧各国也出现了一股化敌为友、姑息纳粹战犯的潮流：1951年10月，英国占领当局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违，悍然释放了前纳粹德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他原本因为屠杀意大利和平居民和其他严重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英国军方还庇护了另一名恶贯满盈的乙级战犯亨利希·罗杰。他曾担任纳粹德国的什勒苏益格—荷尔什泰因州州长，后又担任“奥斯特兰”（即今白俄罗斯及波罗地海三国）帝国专员。他不仅领导了对该地区残酷的经济掠夺，而且下令屠杀了数万名和平居民；仅在拉托维亚，经他授意杀害的苏军战俘即达5　万人以上。党卫军中将、卢卑克警察局长施莱德尔本是一名重要战犯。在英军当局的蓄意庇护下，他不仅在整肃纳粹分子的运动中顺利过关，而且被列入领取津贴人员的名单。被英国军事占领当局委任为什—荷州副州长的瓦尔德马尔·克拉夫特，也是一名犯有重罪的党卫军战犯。
　　比利时政府则提前释放了前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驻该国的首领康斯坦丁·卡纳里斯。他因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被布鲁塞尔法庭判处20年监禁。不久，被提前释放的还有前纳粹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最高军政长官法肯豪森。他被认为是纳粹德军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被判处12年徒刑；结果只关押了3　年多即获释。纳粹德军驻在比利时的军事管理局长雷德尔，曾因重罪被比利时法庭判处12年苦役。结果不仅提前获释，而且得到比利时政府30万比利时法郎的补偿。
　　1952年2　月，希腊政府则赦免了前纳粹将领安德列，他因犯有战争罪被希腊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952年　7月，丹麦政府宣布释放前盖世太保驻丹麦的最高首领卡尔·亨斯·霍夫曼。本来，因为他拷打、流放和杀害丹麦人民，丹麦政府曾认为他是必须严厉惩办的纳粹战犯。
　　加拿大政府也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将被加拿大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重要乙级战犯、屠杀东欧国家人民的著名刽子手库尔特·梅耶尔秘密释放回西德；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还准备安排他在拟议中的“欧洲军”中担任要职。
　　苏联政府是审判纳粹战犯的创始国，在1955年之前，其审判纳粹战犯的态度是坚决严厉的。从1945年至1949年底，已将45000　多个纳粹战犯审判并惩处，其中三分之一被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
　　1955年下半年，苏联也开始同西德政府搞缓和，放弃了坚持多年的“苏联政府早已将全部在押的德国战俘释放，现在关押的只剩下战犯”的立场，将一批原来已经判处重刑的9626名乙、丙级战犯作为因特殊原因滞留的战俘释放回西德或民德；其中竟包括纳粹陆军总司令菲迪南德·朔尔纳和名声狼籍的纳粹杀人医生卡尔·克劳贝格。前者对侵犯波兰、希腊和苏联负有重要责任；后者在奥斯维辛、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专事绝育新方法试验，致使上千名女国致病、致残、丧失生育能力直至死去，民愤极大，苏联法院原本判处他25年监禁，许多受害者是准备看他身葬异乡下场的。另一个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25年监禁的重犯奥斯瓦尔特·卡杜克，也于次年被释放回西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和另一个党卫军小队长勃格尔，被囚犯们称做“魔鬼中的魔鬼”，人人见了他们心惊胆战。他们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种又一种酷刑，对那些略有小错或是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囚犯横加拷打，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再打。除非发生奇迹，不把人折腾到死，他们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但是，苏联政府对于本国的纳粹战犯，还是认真追查、从严惩处的。自1943年至1955年，是苏联审判战犯的高潮时期。以后，审判纳粹战犯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少，但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第八节　阿报廷等拉美国家——纳粹战犯的理想避难所
　　在阿根廷，庇隆总统聘请到纳粹德国的一批技术专家，帮助他实施雄心勃勃的国家航空工业计划。
　　纳粹科学家去阿根廷主要通过两条道路：其一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旅游服务局。这个旅游服务机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