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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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保罗·格尔克和罗尔夫·恩格尔。当埃及共和国总统纳吉布及其继任纳赛尔掌权后，该计划曾一度被搁置。
　　1961年当纳赛尔向苏联要求获得重型火箭遭到最后拒绝后，格尔克一恩格尔计划在同年重新上马。经过埃及政府大量投入经费，德国教授带领埃及工人终于在开罗以北的海尔望建成了333　号工厂，并且开工。当时埃及的决策集团中的一些人，早在二战期间就是倾向纳粹的，很久以前即同“奥德萨”驻埃及的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埃及人通过“奥德萨”得到一批前纳粹科学家，从而解决了制造火箭的关键问题。“奥德萨”向埃及政府的代表表示：埃及所需要的那种火箭，在体积和射程方面，与维纳·冯·布劳恩的研究班子在佩尼明德为夷平伦敦而制造的V　—2　火箭非常相似；而布劳恩的研究班子在当时还不难找到。1961年晚些时候，招聘德国科学家的工作开始实施，其中不少人曾被列人战犯名单。“奥德萨”在德国指定一个成员专门负责，而此人又雇佣了前党卫军军上海因茨·克鲁格具体承办。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愿意为埃及制造火箭的科学家。1962年初以来，有相当一批德国火箭推进器专家应聘抵达埃及。其中的纳粹战犯和积极为第三帝国的军事工业服务者包括：欧根·申克与伊伦娜·申克夫妇，沃尔夫冈·皮尔兹教授，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均与维尔纳·冯·布劳恩的V　—2　班子存在密切的关联。此外，隐居在中东但身份已被查明的纳粹战犯至少还包括：
　　1　．弗朗茨·阿布罗梅特。
　　他是阿道夫·艾希曼在纳粹德国和被占领地区推行对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
　　的主要助手之一。因罪恶极其严重，二战后，他分别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西德缺席判处死刑。60—70年代，他仍在与埃及情报机关合作。
　　2　．汉斯·阿佩勒。
　　他是首要纳粹战犯尤塞夫·戈贝尔的亲密助手。战争结束前，离德国；1945年4　月　24　日，抵达西班牙，在此定居　4年。　1959　年之后，他成为埃及情报部官员。
　　为逃避以色列的追捕，他更名萨拉赫·沙法尔，生活方式也趋向阿拉伯化。
　　3　．弗朗茨·巴尔泰尔。
　　盖世太保驻波兰卡托维兹负责人，被控谋杀了数千名犹太人。1959年以来，更名埃尔·胡塞因，指挥着埃及情报部犹太人事务司的工作。
　　4　．鲍曼。
　　党卫军下级军官，驻波兰保安勤务处审讯组组长。在纳粹德国侵占波兰期间，他先后杀害了近万名波兰公民和犹太居民。战后，曾受到波兰政府多次通缉，并被数次缺席判处死刑。来到埃及后，成为国防部高级官员。
　　5　．汉斯·贝歇尔。
　　前盖世太保驻维也纳地区负责人，被控在特列钦集中营供职期间犯下多起谋杀罪行。战后曾受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通缉。60年代前后成为埃及亚历山大市警察局负责人。
　　6　．伯恩哈特·本德尔。
　　前党卫军少校，盖世太保驻华沙的负责人之一，犹太人问题专家。他曾参与党卫军和保安警察摧毁华沙犹太区的罪恶行动。战后，更名为萨莱姆上校，成为阿拉伯驻瑞典斯德哥尔摩使团的职员。1961年抵达埃及，成为埃及警察部门的政治事务官员。此外，他还领导着近东地区纳粹分子的团体一近东德国人联盟。
　　7　．维尔纳·比尔盖尔。
　　党卫军军官。战后抵达埃及，更名埃尔·加敏，成为埃及国家情报部官员。
　　8　．威廉·勃克莱尔。
　　党卫军少尉，盖世太保驻华沙官员。波兰政府以多项罪名对他加以通缉，并缺席判处死刑。1949年来到埃及，担任国家情报部犹太人事务司负责人。
　　9　．沃尔曼。
　　前盖世太保的地区分支机构负责人，党卫军少尉。捷克政府指控他在捷克的布吕恩地区杀害了2000名犹太人。1949年以来定居开罗，成为埃及国家情报部顾问。
　　10．威廉·勃热纳。
　　党卫军少校，被西德政府以多项重罪通缉并判处死刑的战犯c1956　年来到埃及，并担任开罗附近的第333　号工厂的人事监督官员。
　　11．阿洛伊斯·布鲁纳。
　　纳粹大屠户艾希曼在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犹太人事务处的副手，对屠杀希腊和斯洛伐克的数万名犹太人负有罪责。战后来到中东，时而住在大马士革，时而住在开罗。更名格奥尔格·菲舍尔和阿洛伊斯·沙尔丁斯特。
　　12．弗兰茨·本茨。
　　首要纳粹战犯施特莱彻和戈贝尔的重要助手。1946年以来定居在埃及亚历山大，担任宣传品发行负责人。
　　13．埃利希·本采尔。
　　纳粹德国时期曾长期在戈贝尔的宣传部负责情报工作。战后来到开罗，成为埃及国家情报部犹太人事务司官员。
　　14．汉斯·埃塞尔。
　　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纳粹医生，曾使用上百名囚犯进行各种残忍的人体试验，致使其中绝大多数人身死。曾被不止一个欧洲国家缺席判处死刑。他曾长期同埃及军事科研部门在火箭研制领域进行合作。西德政府曾向埃及政府提出将他引渡回国的要求，但为后者拒绝。作为党卫军上尉和医学专家，他在埃及受到极度的欢迎和优待。死于埃及。
　　15．欧文·弗莱斯。
　　党卫军少尉，他因对奥地利犹太人犯下许多重罪，而受到奥地利和西德政府的通缉。战后来到埃及塞得港，指挥一个警察局。在埃及，他已更名为阿赫梅德·萨达特。
　　非洲亦有数十名纳粹战犯藏身，其中有一批研制V　—2　火箭的专家；还包括专门以照射超剂量的爱克斯光来摧残犹太男女囚犯的生殖器官的恶魔医生霍斯特·舒曼；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名列前茅的甲级纳粹女战犯、纳粹妇女联盟首领汉娜·莱奇，曾在黑非洲的加纳隐藏多年，直到追捕的风头过去。
　　即使在远离欧洲的我国，二战后也至少抓获过一名万里迢迢潜逃而来的纳粹战犯：党卫军远东地区情报负责人、国际间谍查理斯·米斯因在欧洲到处遭到通缉，便经日本潜逃到自以为无人可以发觉的中国。他来到北京市崇文门内麻线胡同33号一座四合院内，投靠一位嫁给中国留德学者唐某的表姐唐格利丝。米斯在地下密窖内藏身数月后，还是被富有正义感和警惕性的中国人民在1946年8　月29日夜间擒获，并将其引渡正在缉拿他的美国军方归案。
　　50年代以来，上述纳粹战犯中的不少人由于自认为冷战一起，他们的危险已不存在，于是不再夹着尾巴做人，甚至跳将出来，拼命为自己翻案、正名，因而露出庐山真面目。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并未被缉拿归案。这首先是因为美英等西方大国的多方庇护；其次，自60年代起，许多国家已明文规定不再追究纳粹战犯的罪责；同时，受害者和证人又不断逝去。因此，要揭露上述隐藏的战犯的庐山真面目，无疑是极端困难的。所以，当人们在阿根廷某地同一位白发苍苍的开朗的老翁攀谈时，你很难想象他当年竟是一个挥舞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犹太妇孺狂射的特别行动队员；当你在德国的中小城市遇到一位热情而慈祥的兜售葡萄酒的老姬，你也决不会把她同纳粹时期的一大群恶狠狠地将充满毒剂的针管刺向重病儿童的T　—4　护士联想到一起。
　　截止对年代，真正被各国立案审判并判决的纳粹战犯不足10万人，其中被处死刑和死于狱中的合计不过数千人，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重罪轻判或提前释放，有些嫌疑人根本未予立案，有些更逃之夭夭，于脆漏网。例如，前索比堡灭绝营和特列勃林卡灭绝营的长官弗兰茨·施坦格尔，罪大恶极的纳粹医生门格尔，以不科学的人工流产手段和滥施外科手术肆意残害男女囚犯的纳粹医生、另一个“死亡天使”科尼希，毒气车的发明者瓦尔特·劳夫等著名的乙级战犯，均得以在未受惩罚前了此余生。罪行累累的玛依达奈克集中营副看守长赫尔米娜·瑞恩，是1943年11月3　日屠杀18000　名犹太囚犯大行动的策划者和现场指挥之一，1979年虽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服刑10年多即因两德统一的盛世被保释出狱。至于那些被称为“果酱杀手”的T　—4　护士，因为她们的作案手法很阴险，是借助注射、灌肠、喂药等正常医疗活动之机以毒药杀害重病人（包括儿童）的，不易被局外人察觉；即使有人追查，她们也完全可以推说是操作失误或医疗事故。她们为数不多，又经过保密宣誓，外界知情者极少。另外，她们的工作岗位在平常的医院里，而不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她们身穿与一般医务人员并无二致的白大褂，而非党卫军制服。凡此种种，无不成为她们的保护伞。因此直至1964年勃兰登堡疗养院审判案开始，才被大批揭露出来，共计14个案犯。当时，她们中的不少人已年过六旬，西德又早已废除了死刑，故此受罚也较轻。加之，关于对重病患者实施无痛致死以及人体试验是否属于犯罪行为，几十年来各国之间一直争论不休，这也使不少以医疗手段行杀人之实的纳粹集中营医生、种族卫生专家、党卫军护士、T　一4　护士抓住了护身符，得以减刑甚至无罪释放。在民主德国时期，德国东部的获释战犯的日子不太好过，但两德统一后，对这些人的限制和歧视立即在‘人道主义“的旗号下被一风吹掉，照旧可以不受歧视地领取养老金，安度晚年。在没有物质困难困扰和精神压力的情况下，大多数纳粹女战犯不难活到德国妇女的平均寿命——80岁以上。至于男性纳粹战犯，活到80岁以上高龄者也大有人在，更有甚者，个别人已经成了跨世纪的百岁老人。直至1964年勃兰登堡疗养院审判案开始，才被大批揭露出来，共计14个案犯。当时，她们中的不少人已年过六旬，西德又早已废除了死刑，故此受罚也较轻。加之，关于对重病患者实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