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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景山的晚风-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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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原先遭打击的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的继续深入。因此,在魏忠贤刚倒台时,像杨维垣之类还是倒魏的功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杨维垣之流最终成为了运动的对象,沦为魏氏的党羽或倒魏运动的绊脚石,从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祯帝是否清楚这一点。不过他的态度不久便有了改变。至崇祯元年(1628)三月,崇祯帝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帝也没有过分追究。在当时的氛围中,这无疑是一个鼓励。    
    当时力主调和并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至此也被罢免。出头攻击他们的是御史罗元宾。这位罗御史措词激烈地说,施、张两位,身为大学士,却在魏忠贤擅权之时,贪图高位,一味迁就迎合,让魏氏为所欲为:赏公封爵,颂德建祠,诛杀削夺,无恶不作。这实在是误国徇私!施、张两位坐不住了,要求辞职,崇祯帝立即同意。这两位阁臣的去职,更有利于运动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头,上疏要求崇祯帝焚毁那部给东林集团定性的《三朝要典》。这又是一个惊人之举!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际的移宫案。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当时为了奉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此说虽荒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倪元璐是聪明人,所以提出毁掉《要典》。    
    问题在于要毁《要典》,谈何容易?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给定了性。《实录》中有关三案问题的记述上,全都参照了《要典》。更重要的是,主张修《要典》、参与修《要典》的当事人,不少仍在位,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来宗道、杨景辰就是天启朝编修《要典》的副总裁。    
    因此,当倪元璐提出毁《三典》时,大学士来宗道赶忙票拟圣旨道:    
    “所奏关系重大,着礼部史馆诸臣详议具奏。”    
    崇祯帝看了不太满意,便笔一挥,添了一句:    
    “听朕独断行。”    
    这句话已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礼部与史馆诸臣商量的结论也就不难预料。就像来宗道这样的当事者,见风向已变,也竟然要求毁掉此书。当时只有两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一位是翰林院的侍读孙之獬,一位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霍维华。    
    孙之獬当时跑到东阁,力主不能毁《要典》。话说得相当难听:    
    “皇上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心狠手辣?于祖考则失孝,于熹庙则失友。”    
    孙之獬的话分量很重,意思也很明白:崇祯皇帝你是以兄终弟及的身份继位的,即位前你也是天启帝的臣民,即位后更应心存感念,你何必如此心狠手辣,在皇兄尸骨未寒之际,竟要毁掉《要典》这部由天启帝钦定的传世之作,叫天启帝颜面何存?    
    当时孙之獬情绪很激动,说完之后失声痛哭,响彻殿廷内外。而且他立即要求辞职,不干了!这位孙之獬或许是通过此事看穿了世事的多变。清军入关后,他降了大清,最后入了《明史·贰臣传》。    
    霍维华也力主不可毁《要典》,不过不像孙侍读那样激动。其实,当时与《要典》有染的在朝官员,大有人在。像前述的两位大学士,像这位霍维华,都是《要典》修撰的“功臣”,因此也实在用不着像孙之獬这位侍读那样大出风头,痛哭流涕,弄得贻笑后世。不过,在那种大气候下,孙之獬竟敢如此出头,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单凭其勇气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    
    崇祯帝倒没有深究孙之獬,只是让他解职回乡,尽管请求严惩孙之獬的不乏其人。当时崇祯帝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做到既要把运动向前推,又要不太伤了皇兄天启帝的面子。孙之獬的话虽然偏激,但也有几分道理。到了五月上旬,崇祯帝终于下定了决心,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不过他出言仍相当谨慎,说天启帝“止慈止孝,炳若日星”,不过这些光昭盛美的“功绩”,已载于《实录》,不必再用《三朝要典》这样的书来重复,因此《要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毁掉算了。这些当然都是废话,但又不得不说。最重要的也并不是这些,而是后面的几句话:    
    “自今以后,官方不以此事定臧否,人材不以此书定进退,惟是三朝原无遗议,绍明前烈,注意编摩。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务衷朕清平之治。”    
    此话一出,套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便失去了效力,等于给东林党人彻底平了反。东林党人大批复出立即变成可能。至于崇祯帝所说的“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之类的客气话,则恐怕就是一厢情愿了。复出后的东林党人,能放过那些魏氏旧党吗?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内阁大换血(1)

    首辅李国?在此年五月致仕。他是魏忠贤的同乡,能入阁多少沾了点魏忠贤的光,别人一般也是这样想的。但李国?做事,尚有分寸,每持正论。他继黄立极出任首辅5个月,日子极为难过。朝廷对魏忠贤集团的清算愈演愈烈,而他却是天启旧臣,靠魏忠贤提携才入了阁,因此有些话也说不出口。到五月初,他见事已不可为,便上疏乞归,返乡不久后就去世。临去职前,他推荐了韩鑛、孙承宗这两位带有东林色彩的大臣代替他。    
    李国?去职后,来宗道出任内阁首辅。这位来宗道与魏忠贤的关系也说不清楚。他做事诡秘,为人圆滑。在魏忠贤时代,他与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景辰出任过《三朝要典》的副总裁,而到崇祯帝要毁该书时,他也举双手赞成。他对东林一案的平反,态度不是很积极。他曾笑着对倪元璐说:    
    “你这人也真是多事!按照成例,像你这样的翰林编修,只是香茗一杯而已。”    
    意思是怪倪元璐为东林出头,是过于多事。因此当时朝野给了来宗道一个“雅号”,称他是“清客宰相”。当时朝廷的气氛,自然容他不得。东林派的官员,纷纷上疏弹劾。来宗道便与杨景辰一起,在六月被罢免。    
    也就是在这个月,魏忠贤原先的两位干将魏秉谦、冯铨被削籍。这两位干将在魏忠贤擅权时,便因内部矛盾,卸职不干,至此也被处罚。另一位干将许显纯也在此时被斩首。据说在会审许显纯时,后来成为大思想家的黄宗羲,乘隙上去用铁锥狠狠地刺了一锥,算是为自己惨死在许显纯手里的父亲黄尊素报了一锥之仇。    
    来宗道下台后,刘鸿训实际上就是内阁的当权派。这位刘鸿训做事刚正果断。他利用当时朝廷的局势,毅然罢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人,据说是人心大快,但也引起了对手的仇恨。到了十月份,刘鸿训竟被赶下了台,落得个充军戍边的惨局。    
    刘鸿训在开始时深得崇祯帝的欣赏,也多次给崇祯帝出谋划策,所以他的对手一时也奈何他不得。但到了十月份,他最终还是被对手抓住了把柄。    
    刘鸿训栽在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上,说起来也是够冤的。    
    当时惠安伯张庆臻被命总督京营,但在皇帝给他的诏书中竟有“兼辖捕营”这样的内容。按朝廷成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免得兵权过于集中。因此上述的任命是严重违制行为,有一位名叫郑其心的提督立即向皇帝提出非议,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崇祯帝很生气,立即要追究责任。当然他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虽然诏书是以他的名义下的,但事实上却由内阁预先起草好的。皇帝总揽天下大事,日理万机,像京营总督不能兼辖巡捕军这样的琐事,他很有可能就不太清楚,这也情有可原。但对内阁及兵部而言,这样的事就是大错误了。官已做到大学士这分上,就应该知道这些具体规定,绝不应该出错。现在出了这样的错误,说轻一点是疏忽,说重一点则是难以开口的大问题了,因为这涉及到京师的兵权。    
    处理的结果是一位叫田嘉壁的中书舍人,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妄改敕语。这多少有点冤枉,这位中书舍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改这样的文件,而且中书舍人也只是负责誊写,即使想改,恐怕也无从改起。这一点明眼人一看即知。    
    刘鸿训的对手们自然也知道这点。他们立即抓住这一把柄,猛攻刘鸿训。给事中李觉斯上疏说:    
    “此事由兵部拟稿,再送内阁辅臣审定,中书舍人缮写。因此仅处理中书舍人一人,不合情理。内阁和兵部也应追究责任!”    
    多疑的崇祯帝仔细一想,此言也有道理,便亲自赶到便殿询问那些内阁大学士,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学士们个个说不知道。崇祯帝不禁大怒,令廷臣劾奏。这样一来,朝廷就像炸开了锅,热闹非凡。    
    李觉斯立即上书,说刘鸿训接受了惠安伯张庆臻的贿赂。御史吴玉也上疏说妄改敕书一事,是由刘鸿训一手操纵的。细心的崇祯帝则去查阅内阁的有关文书,发现在兵部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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