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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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案，其实是一大错案。1931年初，闽西的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运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卢、李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后，他们又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红十二军的纪念大会上，一些缺乏国际共运知识的青年红军，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口号，这本不足为怪。但是，闽西党组织和红十二军的一些领导人，却大惊小怪，认为在闽西苏区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反革命派别。于是，立即在整个闽西苏区到处追查逮捕“社党分子”。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闽西苏区后，肃“社党”运动更为混乱，负责肃反的林一株等人，只凭主观臆断或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就随便抓人杀人。整个闽西苏区一片恐慌。黄亚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指为“社党分子”。
尽管受到连续几个月的关押和严刑拷打，黄亚光死不承认自己是什么“社党分子”，也拒绝招供别人。于是，他被判处死刑。
这天，黄亚光和另外十几名“社党分子”被反绑着拉到了一处河坝。行刑队拉出一名“社党分子”，喝问：“招不招？”那人不招，一柄梭镖便捅进了他的胸膛……
轮到黄亚光了。他抱定一死，决不乱供。行刑队急不可耐，端起了梭镖……
“刀下留人，慢点动手！”
千钧一发之时，远处传来急促的喊声。
黄亚光没有被杀，从刑场押回到牢房。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毛泽民救了他一命。
原来毛泽民听了曹菊如的介绍后，立即找到闽西肃反领导机关，对那里的负责人说：“黄亚光在什么地方？中央政府要用他！”
那位负责人板着脸孔问：“黄亚光是个‘社党分子’，你知道吗？他被判处死刑，已经拉到刑场去了！”
毛泽民一惊，忙说：“你们不能杀他！”
“你负得了责吗？”那位负责人问。
“我负完全责任！”毛泽民双眼喷火，回答斩钉截铁。
毛泽民救下了黄亚光，但不能马上带他回瑞金。要闽西肃反机关放人，必须得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字批准。
毛泽民只得和警卫员匆匆赶回瑞金，找到邓发，对他说：“老邓啊，福建被关起来的那个‘社党分子’黄亚光，你下令把他放出来。我银行要用！”
邓发说：“他的问题还没弄清楚。”
毛泽民反问：“有什么问题？即使有点问题，我们还可以控制使用嘛。”
邓发只得签字放人。几天后，黄亚光果然被送到了瑞金，只是因为阻挠，他的党籍不让给恢复。
毛泽民让黄亚光休养了几天。接着，与他一起商量国家银行纸币的设计要求，要他尽快拿出设计图案。
1932年元旦这天，曹菊如也来到瑞金。他还带来了一个会打算盘，能用阿拉伯数字记账的同志。
毛泽民非常高兴。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全班人马，已经到齐。他们是行长毛泽民；业务处长曹菊如；刚刚学会记账的会计钱希钧；出纳一人，就是曹菊如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那个同志；勤务员一人兼管兑换，协助出纳工作。有人对毛泽民说，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银行，5个人太少了。毛泽民笑笑回答说：“是少了些。我们的银行要发展，人员肯定要增加。我们要抓紧培养人才。”
不久，他们就在红军大学开设了一个“供给班”。后来，又根据毛泽民的意见，专门开办了一个银行专修学校培养苏维埃金融人才。国家银行在开办半年后也发展到设有两个处（业务处、总务处）、7个科和1个总金库，共有10多个人。
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
毛泽民找到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方维夏，由总务厅出面协助动员叶坪村一户农民让出几间房子，作国家银行行址。这是一幢赣南农村随处可见的砖木结构的普通民房，与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大厅和毛泽东的住处只隔约100米远。楼上楼下共两个小厅、3个房间。楼上的小厅用作财政部记账员的办公室。楼上两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间和小厅前的走廊，是曹菊如等工作人员的宿舍，男女分开居住。楼下小厅，就算是银行的办公室和营业厅。房东是家富农。毛泽民和钱希钧对此并不介意，常与房主人打招呼，有时还给他们送点好吃的。
有了曹菊如毛泽民如鱼得水，曹菊如不但是他的参谋，也成了毛泽民的得力助手。半年前毛泽民买的《银行簿记实践》一书，成了他们很好的老师。他们按书上介绍的知识和闽西工农银行的实践，摸索着设计出银行的各种业务账簿、单据表册；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对国家银行的组织、资本、业务、决算及红利分配等做出规定；先后制定了《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特别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往来透支暂行规则》等规章制度。
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在现洋包封纸中，毛泽民发现有几张国民党的收税四联单。仔细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后来，毛泽民以国家银行名义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筹备工作进展顺利。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正式挂牌开张。“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曹菊如、钱希钧抬着国家银行的牌子，从营业厅出来。腰束皮带、足缠绑腿的毛泽民，像指挥打仗一样，指挥曹菊如和钱希钧将匾牌挂在大门左侧。
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纷纷前来道贺。
毛泽东已经离开叶坪，去了东华山古庙养病。大嫂贺子珍按毛泽东的嘱咐，前来祝贺。
蓄着胡子的周恩来，也由项英陪同来了。他一个月前才从上海来到瑞金，接替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握着毛泽民的手说：“泽民同志，前几年你在上海当‘书’老板，现在你在苏区当‘钱’老板了。祝贺你！”
毛泽民摇摇头：“我这个‘钱’老板，金库里可没有多少钱，恐怕不能胜任，有负众望。”
周恩来拍拍毛泽民的肩膀：“担子不轻，困难不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第十五章 赤都掌财带枪的银行家
对于毛泽民来说，开办国家银行困难确实不少。最大的困难，就是银行缺少资金。
世界上其他国家银行，都是资金雄厚，有金有银，有高楼有大厦，惟独毛泽民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金库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土坯房，营业厅只有一张小小的五尺柜台。按照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国家银行虽然将财政部库存的20万元现金和金库管库人员全部接收过来，但同时也将财政部原来的全部收支业务接收过来。国家银行还来不及发行自己的货币。它的业务，说穿了还只是代替中央财政部的现金出纳职责。
毛泽民既是银行行长，又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还未到任，毛泽民只好既管银行业务，又管中央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钱要物，都来找他。每天，国家银行小小的营业厅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金库的现金支出日增，而收入几乎没有增加。毛泽民十分焦急。他知道，如不赶快增加财政收入，充实银行金库，银行业务不仅不能扩大，反而会逐渐萎缩。
正在这时，红军集结重兵，开始攻打赣州。毛泽民一阵心喜，急急赶往赣州前线筹资。
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之初，经费的主要来源，一是打土豪筹款，二是红军的作战缴获。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为红军规定的“三大任务”中，打土豪筹款就是其中主要的一项。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也有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靠着这两条，尽管红军由当初的不到5000人发展到当时的5万余人，根据地也扩大了许多倍，但红军的经费基本能满足需要，根据地群众的负担也不重。
可是，随着根据地的巩固，苏区内的土豪越打越少，靠打土豪筹款越来越困难；而根据地内除土地税已开征外，其他税种尚未开征，税收收入有限。因此，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靠红军的战争缴获，支持红军的开支就更紧张了。
赣州是赣江上游重镇，历史上是赣南经济文化中心，商贾云集。毛泽民等待着红军攻克赣州后入城筹款。大哥毛泽东没说错，毛泽民成了带枪的银行家。他必须亲自到前线去，为国家银行筹集资金。
谁知这次攻赣，执行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张。红军攻城月余，不仅没有破城，反而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撤围。毛泽民不仅未筹得分文，前线部队反倒要他拨款补充军费。
在瑞金东华山古庙养病的毛泽东，应周恩来电召，急急赶往前线，参加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商议红军攻赣撤围后的行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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