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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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献身“工运”“工运”的领头人是咱毛泽东

　　　　　　　　公元1922年1月16日夜。　　　　
　　　　　　　　这是一个阴霾的夜晚。天狗吞吃了月亮。夜黑如墨。湖南军阀赵恒惕秘密派兵跳入了湖南劳工会的高墙，将劳工会两位卓越领导人黄爱、庞人铨秘密逮捕，未经审讯，即于第二天将他们绑赴浏阳门外斩首。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毛泽东立即组织人员营救，可是没想到，没等他们工作到位，这两位劳工会领导人便人头落地。　　　　
　　　　　　　　省政府的布告贴在街心，上写着黄爱、庞人铨的所谓罪名：“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随后，湖南劳工会被武力解散，《劳动周刊》也被查封。　　　　
　　　　　　　　“中共一大”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在此以前，中共党组织议决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尔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五个分部。毛泽东时任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因此正确引导、充分发挥劳工会代表工人利益的积极作用，肃清无政府主义对劳工会的影响，就成为毛泽东争取劳工会的主要工作。　　　　
　　　　　　　　眼看着劳工会成了自己的组织，敌人却下了死手。毛泽东对黄爱、庞人铨被害极为悲愤，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情绪。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工人们在船山学社召开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纪念刊。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稳住阵脚，对赵恒惕进行坚决斗争。　　　　
　　　　　　　　赵恒惕害怕群众舆论谴责，将湖南各地报纸严密封锁，不准刊登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报道。对此，毛泽东派李立三到常德动员黄爱的父亲同去上海，控诉赵恒惕的罪行。不久，毛泽东自己也经武汉到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运动。毛泽东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黄、庞追悼会上报告了黄、庞事件的经过，号召人民向黄、庞学习。　　　　
　　　　　　　　此时，毛泽东还决定进一步揭露赵恒惕的假民主，倡议劳动立法。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利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时机，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要求“自治省的湖南”，更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一是劳工的生存权，二是劳工的劳动权，三是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批评省宪法“虽然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他提醒人们不要对省宪法抱有幻想。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中共二大”进一步提出“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行为劳动立法的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贯彻中央决定，于8　月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　　　　
　　　　　　　　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通知后，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并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分部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19条，要求众议院采纳通过。　　　　
　　　　　　　　9月6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励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以各工会、各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19条。为扩大影响，分部还将电文发送北京《晨报》、汉口《工人周报》、上海《大公报》、《民治日报》等报刊，并请它们转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请报界、工界和各界“大力公道，大加赞助”。　　　　
　　　　　　　　为推动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迅即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同盟。经过数日的酝酿筹备，于9月17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开成立会。长沙泥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理发工会、工友励进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的代表2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并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发表通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看到各地劳动立法运动已经发展起来，遂召集北方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开会，并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以扩大声势，促使国会通过劳动法案。但直系军阀政府把“制宪”和“保护劳工”只是作为欺骗人民的幌子，而“国会议员历来无恶不作，声名狼藉，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此次宣言制宪，无非为恢复已失之声誉，根本就无意制宪。”劳动法案大纲19条被“国会”否决了。但是，劳动立法运动通过广泛宣传劳动法案大纲，使争取工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动组合权的呼声，深入人心，成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工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不过值得提一笔的是，1922年11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毛泽东当选干事局总干事，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这样，劳动立法运动之后，湖南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很快投入罢工斗争中，在毛泽东及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湖南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长，均获胜利。毛氏三兄弟在这些罢工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湖南广传佳话。


第七章　献身“工运”“咱们的毛泽民”

　　　　　　　　公元1922年秋冬之交。　　　　
　　　　　　　　一天清晨，太阳还没出山岗，山中的薄雾还在大山中缭绕，去安源的山路上，走来了三位赶路的人。他们一个个身穿蓝布长衫，手拿雨伞，肩挎包袱，脚步匆匆，蹚落了路边的露珠，踩破了大山的沉静。　　　　
　　　　　　　　且说这三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毛泽民、毛福轩。　　　　
　　　　　　　　安源路矿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官僚买办资本企业，有13，000多工人。路矿工人生活十分悲惨。当时在工人中流传这样一首歌谣：　　　　
　　　　　　　　少年进炭棚，老年背竹筒；　　　　
　　　　　　　　病了赶你走，老了不如狗。　　　　
　　　　　　　　“咱们的工人有力量！”路矿中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中间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毛泽东特别关注安源工人的潜在力量。1921年秋，毛泽东曾到安源调查情况，布置工作。1922年初，毛泽东派李立三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他指示李立三到安源后，应当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李立三等人在安源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把文化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结合起来，宣传工人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李立三等人于1922年2月中旬秘密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发展党员30多人，这是赣区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5月1日，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俱乐部成了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部。俱乐部团结了一大批工人，为罢工作好了准备。在准备过程中，毛泽东针对某些人不注意斗争策略的行动，告诫大家说：不要急着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暴露党的组织。　　　　
　　　　　　　　毛泽东十分重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打从1921年至1923年，他就四次去安源。这一次不光他亲去，还带来了他的大弟毛泽民，还有他的韶山老乡毛福轩，目的是为了加强这里的一线工作。　　　　
　　　　　　　　再说毛泽民来前已经加入了党组织，并参加和领导了长沙笔业工会的罢工斗争，积累了斗争的经验。罢工时他是工会的秘书。为了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他们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有利有节地轰轰烈烈地举行了罢工斗争。罢工进行了40天，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不但增加了工资，而且讨回了40天罢工期间的工资。罢工以全胜而结束。　　　　
　　　　　　　　因为毛泽民有了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所以毛泽东又派他到安源工作。同时毛泽民还有他的专长，他曾任过一师附小和自修大学的庶务，也叫经济管家。此时毛泽东认为，政治的翻身不叫真正的翻身，只有政治、经济的双翻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翻身。　　　　
　　　　　　　　毛泽东他们一到安源，就与李立三等人接上了头。毛泽东高兴地拍着李立三的肩膀说：“立三同志，你要的人员，我给带来了。”　　　　
　　　　　　　　接着便把毛泽民和毛福轩介绍给了李立三：“这是毛泽民同志，自修大学的管家，毛福轩是泽民的同事”。　　　　
　　　　　　　　“好啊，泽民同志，今后你就是这里俱乐部的管家啦。”李立三使劲地握着毛泽民的手道：“我正式任命你为我们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　　　　
　　　　　　　　“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哩。”毛泽民腼腆地笑逐颜开。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今后你们就在一起工作了，希望你们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当夜毛泽东又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分析安源工人运动的形势，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急需发展工人俱乐部会员，作为罢工准备。要发展俱乐部会员，当务之急的是必须办好工人夜校。鉴于工人夜校的文化教员不足，李立三建议新来的毛泽民兼任一个教员职务。毛泽东点头同意了：“这也可以吗？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对今后工作有好处。”　　　　
　　　　　　　　此时，正值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胜利，粤汉路罢工风潮兴起，鼓舞了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