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6-剑桥--历史和文化-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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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贾尔斯公墓里的名人包括：民族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道德哲学家乔治·爱德华·穆尔，拉丁语学者查尔斯·奥斯卡·布林克，来自柏林的逃亡者、《金树枝》的作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男爵和书店主威廉·赫弗。我们在坟墓上读到很多伟人的名字，还有更多被遗忘了的伟人。达尔文家族也埋在这里—弗朗西斯·达尔文男爵，兰花专家、其父亲的传记作者，以及达尔文的孙女弗朗西斯·康福德。作为抒情女诗人，她只留下了三行诗：　　　　
　　　　噢，你为何戴着手套穿行于田野，　　　　
　　　　充满了郁闷和失落？　　　　
　　　　噢，你这没人爱的白皙的胖女人。　　　　
　　　　1951年5月1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被下葬在圣贾尔斯公墓，在一棵枝叶茂盛的欧洲赤松下（5号墓）。他的故事像一个糟糕的文学游戏一样结束于斯托雷区的一位医生朋友家里。他至死都在撰文研究肯定性、明显性和错误的问题。他于62岁时死于前列腺癌。如果真有其事，他的临终话语是：“请您告诉他们，我的一生非常美好。”他的墓碑上只刻着如下的内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另外生活还跟这位语言学家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他身边埋着的邻居名叫詹姆斯·伊迪·托德①。　　　　
　　　　“格兰切斯特！啊，格兰切斯特！”　　　　
　　　　献给爱国者的蜜茶　　　　
　　　　望着翠鸟跃向水面。　　　　
　　　　一条绿色的河流看不见地流过树下　　　　
　　　　一路笑声好像它在流经无尽的夏天　　　　
　　　　流向湖泊。　　　　
　　　　我在懒散的水边草地里躺下。　　　　
　　　　—平克·弗洛伊德，《格兰切斯特草地》　　　　
　　　　本来想风雅地由剑桥前往格兰切斯特只有一条路：坐剑河上的撑杆船。对于一代代的大学生来说，带着女友和野餐篮进行漂流如同与导师和五月舞会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穿过格兰切斯特草地的滨河路很美，美得连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那些众所周知不喜欢自然的小伙子们，都为这些河谷草地写了一首歌。我们在一块牌子上读道：“欢迎来天堂。”它向我们介绍这个天堂是一个自然保护地带，翠鸟、水老鼠、游蛇和园林草蚊还和谐地一起生活在这里。“我在懒散的水边草地里躺下。”当我们走过接吻门之后—这一风俗是牧民们非常感性的发明，沿河再走一会儿，就来到格兰切斯特了。　　　　
　　　　草屋，花园，一座教堂和三家客栈，英国有数百座这样的村庄，格兰切斯特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的村庄约有600位居民，3位诺贝尔奖得主，5名皇家俱乐部成员和8名剑桥教授。”其中的一员、畅销书作者杰弗里·阿彻告诉我。阿彻也很想像鲁珀特·布鲁克一样出名。布鲁克是少数成为客栈招牌的诗人之一。没有布鲁克，格兰切斯特就仅仅是一座知识分子村，和剑桥周围许多别的村庄没有区别。没有格兰切斯特，布鲁克就永远写不出他最受欢迎的诗。它是他1912年5月在柏林的知识分子团体聚会上写的。鲁珀特·布鲁克发现：“德国犹太人情绪高涨／周围人都在喝啤酒。”想起了“哈斯宁顿和科顿旁的草地／那里不禁止入内”。在乡愁的侵袭下，他写了一首献给英国的赞美诗。原名“多愁善感的流放犯”，是对他失去的青春所在地的一所颂歌，以“老神屋，格兰切斯特”之名出名：　　　　
　　　　噢，池塘上方，河水是否　　　　
　　　　甜蜜清凉，和缓、褐色？　　　　
　　　　那不朽的河流在　　　　
　　　　磨坊下，磨坊下欢笑吗？　　　　
　　　　告诉我还能见到那位丽人吗？　　　　
　　　　还有真实的事情？安静的那种？　　　　
　　　　还有广袤的草地，为了忘记　　　　
　　　　这些谎言、事实和痛苦？　　　　
　　　　然后是那广为传诵、谚语一样的结束诗句：“教堂的钟还停在三点差十分吗／还有蜂蜜用来泡茶吗？”布鲁克的格兰切斯特是个时间也愿停步的地方。有人建议为了纪念诗人将教堂钟塔上的钟永远调在三点差十分，但村牧师直接拒绝了。　　　　
　　　　鲁珀特·布鲁克，一位教师的儿子，先是住在国王学院，1909年6月搬去了格兰切斯特，在那里安静地写关于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的论文。他在“奥查德”租了个房间，它确实是座果园①，1897年起也是格兰塔河畔的一家园林客栈。客人们拿店老板的蜂蜜加进茶里，在五月周通宵达旦的跳舞之后，学生们早晨6点钟聚在奥查德茶园里用早饭。此刻我们坐在那里的绿色躺椅里，放松地散布在苹果树和梨树下，喝着不再加蜜的茶，不过大概加了茶店介绍里的布鲁克诗句，坚信我们是身在民族的一座神圣树林里，“在这里喝过茶的名人比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地方都多”。　　　　
　　　　1911年夏天，当时还叫斯蒂芬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来格兰切斯特拜访了鲁珀特·布鲁克。他的诗留给她的印象不及他的人格深（“我想他会成为首相”），在一个温暖的月夜（“让我们游泳去，一丝不挂”）他们去拜伦池塘里游泳。那是当地的一个小水库，拜伦学生时代就在那里为横渡达达尼尔海峡锻炼过。弗吉尼　　　　
　　　　亚·伍尔夫称呼围在鲁珀特·布鲁克周围的那些户外使徒们为“新异教徒”，他们用诗句和牧歌式的出游欢庆简单生活的快乐，超然于城市化的现代世界之外。崇尚自然、社会主义思想、性自由，这些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剑桥知识分子们的乡村风景里。这个圈子耀眼的中心是鲁珀特·布鲁克：他光着脚，衬衫敞开，栗褐色鬈发，中分头，一个爱德华时代的休·格兰特，在女人和男人的簇拥下，自己在双性和同性倾向之间摇摆不定，一个奉承者，天生的赢家。　　　　
　　　　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1914年，他积极参加了战争：“上帝要求我做的事是好好打败德国人。”一年后鲁珀特·布鲁克就死了，才27岁，死在地中海里的一艘卫生船上。他不是死于战斗中，而是被蚊子叮死的，这不太符合一位英国民族英雄的身份。但时为海军部最高指挥官的丘吉尔在《泰晤士报》上为这位“诗人士兵”刊登了一则感人肺腑的讣告。诗人去世不久后，在1915年的复活节布道中，圣保罗学院的院长引用了布鲁克的十四行诗《士兵》里的诗句：“如果我会死去，请为我想想此事／外国的田野上有一些角落／它永远属于英国。”鲁珀特·布鲁克被埋葬在爱琴海斯凯洛斯岛上的一丛橄榄树林中。金色青春的光华和他的死使他成了浪漫的传说，成了一战中失落的一代的象征，也成了一股根深蒂固的反德情绪的代表人物。　　　　
　　　　当代传记作者们使这位金色少年彻底失去了魅力。他的性格弱点，他的抒情诗的狭隘，这一切都像茶里的蜜一样化掉了。鲁珀特·布鲁克神话直接演变成了格兰切斯特神话。诗人的这座村庄早就成了旅游者当仁不让的朝圣地，一个英国浪漫化特色的象征。正如“奥查德”介绍里写的，格兰切斯特是“永远的英国”；一个与世隔绝的田园风景。当我们坐在“奥查德”的绿色躺椅里，在开花的苹果树下喝茶时，我们是躺在英国心灵的壕沟里。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当地产投机商想在那里开发时，查尔斯王子和其他老剑桥人为什么会强烈地维护这座园林。　　　　
　　　　“格兰切斯特！啊，格兰切斯特！／那里有和平、神圣的安宁。”实际上这里只有冬天才会安宁。文学朝圣者的队伍捧着诗人耀眼的肖像从果园前往客栈，走过教堂（它的钟可惜不是正好指在三点差十分），继续前往老神舍，鲁珀特·布鲁克生前是住在那里的。在他的众多崇拜者眼里这里是个圣地，但从1980年以来，住在那里的偏偏是政治书籍和丑闻作者杰弗里·阿彻。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他定做的沙漏，只用两小时就漏空了。他按这个跑表写作他大赚特赚的作品。此后的格兰切斯特诗就变成了针对杰弗里·阿彻的文字游戏：“那里还有我的钱吗？”阿彻是保守派的顶级人物，“撒切尔夫人的畅销书”作者，她的忠实鼓手和所喜爱的作者，一位事业发达的丑闻男人，“谎言勋爵”（英国报界授予他这个头衔），百万富翁。他原本是下层社会的娱乐艺术家，后来攀升到了上层社会，在性丑闻和受贿丑闻之后又重新跌落，直至入狱，如今只是格兰切斯特的小盖茨比了。在鲁珀特·布鲁克的客栈里很少见到他，但星期天可能会在教堂里见到他，因为他夫人玛丽·阿彻是教堂唱诗班的指挥。　　　　
　　　　自14世纪以来，格兰切斯特教堂就隶属于基督圣体学院，但属国王学院的地产。农民和教员这些布鲁克所夸的“心地极好的人们”，在这座围墙围着的古老公墓上获得他们最后的安宁。要不是两位地衣学家1986年在那里又找到了一点其他东西的话，它就不会成为学院公墓：16种蜗牛、44种地衣以及36种苔藓，包括罕见的乳头状墙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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