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6-剑桥--历史和文化-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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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一场世界观革命。他划时代的作品《论物种起源》（1859年）打破了《圣经》里的创世纪神话。与他同时代的人很不喜欢猴子做祖先。当达尔文将一本他的《论物种起源》寄给他从前的教授、地质学家亚当·塞奇威克时，塞奇威克回信说：“我阅读了你的书，痛苦大于喜悦。”回到肯特的唐宅后，达尔文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埋首研究和写作，最后研究《论蚯蚓对土壤形成的作用》。这位不可知论者于1882年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离牛顿的坟墓不远。达尔文的儿孙们在剑桥大学也获得了成功，那里有一所学院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伊拉斯谟（约1469~1536）　　　　
　　　　“剑桥人比英国人更不好客。”喜爱夸张的伊拉斯谟写道。但这位荷兰的人文主义者喜欢英国，“那里的墙壁比我们这里的人都更有教养、更健谈。”在英国，在以托马斯·莫卢斯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者圈子里，伊拉斯谟头一回得到承认。这位有争议的政论家和爱国主义者在牛津（1499~1500年）住过，1511~1514年在剑桥大学教课。他对古代作家和新约的校勘是非经院哲学的博学榜样。他的目标是将信仰和科学、古典艺术作品和基督教信仰相结合。伊拉斯谟也要求宗教改革，但不是改革运动的宗教分裂。在女王学院就餐时的谈话可能是他的《愚人颂》的原型，当时是一本畅销书，至今仍是一本有趣的生活艺术教科书。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　　　　
　　　　像对于他的小说（《最长的旅行》）的主人公里奇一样，对于福斯特而言，剑桥也是“他惟一真实的家”。他学生时代加入了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后来成为国王学院的荣誉院士。他在佛罗伦萨、亚历山大和印度度过动荡不安的岁月。福斯特35岁时已经创作了其6部长篇小说中的5部，它们可能是爱德华时代中产阶级、礼仪和困境的最贴切写照，然后，在《印度之行》（1924年）之后，他只写作评论和散文。他在国王学院度过了一生中最后和最长的时间，克利斯托弗·伊舍伍德叫他“茶客”。他是一位腼腆、礼貌、脸像猫头鹰的人，对其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一清二楚，将其易逝的痕迹记录在《平凡的书》里。　　　　
　　　　托马斯·格雷（1716~1771）　　　　
　　　　父亲是公证员，母亲是制女帽的女工。他们的12个孩子中只活下来一个：托马斯·格雷，诗人和忧郁症患者，逃避学院和文学世界的所有要求。使他出名的是他的《墓畔哀歌》，一曲忧郁的赞歌。格雷和他在伊顿公学的学友、剑桥同学霍勒斯·沃波尔一起周游世界，后回到学院，在那里作为院士度过了余生。翰逊博士认为他是个无聊的人：“和人相处时无聊，待在厕所里无聊，在哪里都无聊。”格雷的怪诞名声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是无可争辩的。他是一位听天由命的诗人，他的情感和矛盾囿于传统的习俗。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写信人。　　　　
　　　　杰曼·格里尔（1939~）　　　　
　　　　20世纪60年代她是连男人都喜欢的女权主义者：她的放荡不羁和长篇报道激情洋溢，妇孺皆知。这位澳大利亚女人在悉尼读完天主教的修女学校和大学，1964年起在英国生活。格里尔在剑桥写了《论莎士比亚的妇女形象》的博士论文，于三周内迅速结婚并离婚，以她的畅销书《女太监》成了妇女运动的偶像。她也是社论女作者，出名的荡妇，独立不羁，观点多变，曾任纽纳姆学院的讲师，1998年起在沃里克大学任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写有论艺术和文化中的女性角色的《障碍比赛》、《拖鞋女巫》、论年龄和绝经的《变化》等书，以及一部关于罗切斯特伯爵的专题论著和对妇女运动的失望回顾《完整的女人》。　　　　
　　　　斯蒂芬·霍金（1942~）　　　　
　　　　来自牛津的天文物理学家。21岁患上运动神经细胞萎缩症，一种罕见的细胞萎缩症，通常几年内就会致命。而霍金却结了婚，生下3个孩子，于1979年坐上了剑桥大学的牛顿教授席位。《时间简史》（1988年）这本书成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科技书，坐在轮椅里的天才作者成了媒体关注的明星。离婚后霍金娶了他的私人护士，参加过好莱坞动画《辛普森一家》的配音，虽然他的宇宙理论《核桃壳里的宇宙》越来越抽象，但他肯定是当代最惊人的剑桥院士。他曾经的一位助手，内森·米尔沃德，成了微软公司的主要科研项目策划人和亿万富翁。　　　　
　　　　托马斯·霍布森（1544~1631）　　　　
　　　　运输学生及其行李的剑桥大学马车夫，靠出租马匹发了财，他的名字进入了俗语：“霍布森的选择”。他受到市民和师生的爱戴，多次担任市长，高龄时还坚持自己赶马车，性格刚强，直到死亡最终抓住了他：“领他看他那天夜里必须住的房间／脱下他的靴子，拿走灯／如果有谁问起他，就说／霍布森吃过了晚饭，正准备上床。”约翰·弥尔顿为霍布森撰写的碑文如此写道。他被埋葬在圣贝尼特公墓。　　　　
　　　　艾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1859~1936）　　　　
　　　　他在牛津学业无成，1911年在剑桥得到一个拉丁语教师席位。其间在伦敦做过多年的专利局职员，出版了一本畅销诗集：《一名希罗普郡男子》。豪斯曼是位悲观主义诗人，一位后浪漫主义者，作为田园式、爱国主义、怀旧的创作高手至今受到英国人的欢迎。他写了怀疑现代派的辩护士们的《希罗普郡石墨》。他生命中最后的25年是在三一学院度过的。他是拉丁语学者、美食家、单身汉俱乐部的成员，还像抽屉一样沉默寡言，不将它的内容示人。汤姆·斯托帕尔德的戏剧《爱的发明》（1997年）描写的就是豪斯曼这种被掩埋的生活和他的困惑。　　　　
　　　　泰德·休斯（1930~1998）和西尔维亚·普拉斯（1932~1963）　　　　
　　　　近几十年来，最畅销的抒情诗集莫过于诗人泰德·休斯1998年出版的《生日信简》：88首有关一段始于1956年剑桥的爱情悲剧的诗歌。“荣誉将会到来／尤其为你而来／荣誉来时不可回避。当它来时／你将为它牺牲你的幸福／你的丈夫和你的生命。”这位出生在约克郡的学院毕业生在剑桥邂逅了来自波士顿的一位女生，西尔维亚·普拉斯。这场婚姻于1963年以普拉斯的自杀结束。在泰德·休斯因为另一个女人抛弃了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5年之后，普拉斯杀死了自己和孩子。这些文章值得一读。普拉斯留下的主要是诗作《埃里厄尔》、她的书信和日记；泰德·休斯除了儿童书籍、古代文学作品的翻译、诗学随笔外，还留下了很多动物诗歌，诗中的狂怒曾被指责为暴力，而他老得为自己辩护。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11节　名人画廊：剑桥的生态传记（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5岁时就跟板球策略、行车时刻表和各种各样的数字打交道了，他的曾祖母写信给他道：“我们希望你绝顶聪明，一直生活在剑桥。”作为教授、外交官、证券交易商、文学家和赞助者，凯恩斯在很多角色里都才华横溢，在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成员家里和在金融家的世界里都一样。他的个人生活也是多样性的—在凯恩斯1925年娶回尼金斯基的女搭档莉迪娅·洛卜科娃之前，他的朋友詹姆斯·斯特雷奇称他是“一台铁制的性交机器”。国王学院考试结束后他在财政部发展，1919年以谈判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凡尔赛的和平谈判（1944年又作为主角参与战后经济秩序的谈判）。他的《就业、利息和金钱的一般理论》使凯恩斯主义出了名。他的座右铭是，市场不会自己调节，必要时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但事实表明，这不是万能的神药。凯恩斯担任过国王学院的财务主任，学院也从他的金融才华中获得了好处。他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当我发现我错了，我就改变我的想法。你呢？”　　　　
　　　　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1895~1978）　　　　
　　　　瘦削、薄唇、衣领敞开，脚穿拖鞋，腰板挺直地坐在他的旧自行车上，骑向唐宁学院，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都能看到他这副形象：利维斯，当时重要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在“两种文化”争议中和斯诺大唱对台戏。出生在剑桥、生长在剑桥，而且死在剑桥，利维斯代表了清教徒式的道学传统。他是一个文学传道士，教育和影响了一代代的英国文学家和门徒。“正确的生活方式就是伴着伟大的文学生活和为了伟大的文学生活。”他的“精读”法既强调文章分析也强调社会环境、文学的道德责任。在《再评价》（1936年）和《伟大的传统》（1948年）这些书籍里他挑选了他的必读书目，从约翰·邓恩到简·奥斯汀。利维斯觉得维特根斯坦进电影院“令人震惊”。他很早就站出来为霍普金斯、劳伦斯和艾略特讲话。利维斯和他的妻子奎妮出版的《详细审查》（1932~1953年）杂志成了剑桥文学批评及其最大论战者的重要论坛。　　　　
　　　　约翰·弥尔顿（1608~1674）　　　　
　　　　他的别名叫做“基督学院的夫人”，长着一张柔和的脸和一根厉害的舌头。他是清教徒，内战期间支持议会党，1649年被枢密院委任为外交秘书。弥尔顿曾任克伦威尔的拉丁文秘书，在书信和小册子往来中代表共和国的政策，直至为弑君辩护。他反对国家和教会的一切权威，捍卫良心自由、新闻自由、理性、宗教宽容。这比他的诗歌对同代人的影响更大，自浪漫派以来他的诗歌才名声大振。弥尔顿是所有英国诗人中最具说服力的，他的风格和日常用语的距离比剑桥离布莱克本还远，他为上帝之路辩护的要求恐怕对他本人来讲也是最困难的。由于他从1653年起就彻底失明了，弥尔顿只能口授他的长诗《失乐园》：“他们侍候那个一直站在那里等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