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撒出去。因为永远看不见他了，所以比较……　
　　王光美：后来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把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下来。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拿着跑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就在瀛台台阶上洗一洗，把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他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就把红布给我了。噩梦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今天的王光美不仅是一位儿孙满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的长者。王筱苏（王光美秘书）：她平时看报看杂志，然后谁来了她都问人家有什么新鲜事，对那些热点焦点，她特别感兴趣，而且好奇心特别强。比如说她看报纸看到什么不太懂的名词，第二天我来了就问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是二板市场”，然后我就跟她讲什么是“二板市场”。可能过两天她看报，又看到这问题，忘了上次的回答就又问我什么是“二板市场”。　　　
　　感受王光美（8）　　　
　　刘亭亭：有时候我也跟她讲，你住监狱十多年，要在美国，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没受刺激，没有毛病。实际上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豁达，她只看将来，对过去她也回顾，但她不受过去的影响，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我觉得她可能对别人的丑恶面不太记得，因为她觉得当初的境遇是由一个社会时代造成的，是一个集体的活动的结果。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我有时候问她，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谁对你怎么样，她从来不谈这方面问题，她从来不把这看做是一对一，谁和谁有仇，或者有怎么样的私人恩怨。　
　　杨澜：您说到，要不是经过“四清”，还有在清华大学蹲点这些第一线的政治工作经验，您可能会挺不过去“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您现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经历时，有没有想过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难说。因为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现在大家讲实事求是，处理谁的事情就是谁的事，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至于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人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觉得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我们有组织部、统战部，哪部管什么，咱们已经挺正规的，如果认为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但不能搞普遍运动，因为那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好坏不分，谁也控制不了。　
　　杨澜：您觉得有什么能够保证“文革”不会再重演吗？　
　　王光美：按道理，随着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水平的提高，瞎胡来的事情应该会少。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6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人一定就生活在她的周围。当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她却说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能够宽恕他人，也终于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看到她面对子孙满堂的幸福笑容，我们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说，时间毕竟是公平的。　
　　（杨澜）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1）　　　
　　本文原载《湖南广播电视报》1998年10月。刘少奇百年诞辰那年，笔者专程赴京采访了王光美老人。关于刘少奇，可以谈论可以思索的话题很多很多，在那次殊为难得的赴京采访中，我们最想聆听的是这位饱经沧桑的领袖夫人内心的情愫，并深入了解了她记忆中的少奇。　
　　正赶上北京由热转凉的时节，1998年9月15日上午，笔者如约前往王老家时已颇感凉快。已是高龄的王光美一清早从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回来，没有大碍，精神很好，便招呼我们坐下，拿起了空调遥控器：“你们有些热吧，调到15℃成吗？我就是怕热，今早去医院就我一人穿短袖，昨天送别杨尚昆同志也是穿的一件薄衣。”又说：“别看我平时挺精神，其实有个哮喘的老毛病，不能大声说话，一咳嗽，就没法讲了。现在这么大小的声音能够录吗？”王老思维依然非常敏捷，聊几句话消除了我们的拘谨。下面是笔者与王光美老人的对话：　
　　笔者：少奇同志深得民心，作为与他风雨同舟20年的革命伴侣，您觉得他最令人景仰的品质是什么？　
　　王光美：你这个问法啊？那我不能搞什么“夸夫”，像你们花鼓戏似的（笑）。让我这样谈少奇不合适，还是让外边评论吧。　
　　笔者：今年是少奇同志百年华诞，人民非常怀念他老人家。少奇同志英灵有知，您作为他的夫人，想给他说些什么心里话呢？　
　　王光美：你真相信人还有魂吗？用这词儿（笑）！　
　　笔者：作为一种特定的思念，我们宁愿相信还是有的。我们知道，少奇同志是杰出的工运领袖，您能否谈谈他早期领导安源罢工的情况。　
　　王光美：少奇从不跟我说他的过去。结婚以后他多次对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他不愿意谈他自己，我也是在他和一些老同志叙旧的时候才了解他过去的一些事儿。安源这段历史我不能讲，因为我也不是见证人。我熟悉的主要是建国以后的一些情况。　
　　笔者：少奇同志建国后曾5次回湖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王光美：那是在1951年冬天，少奇到了长沙，但没回宁乡。记得那次他去找清水塘，跟陪同的王首道同志讲，他与主席最初认识就是在清水塘。　
　　笔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少奇同志的名著，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修养”二字。我们特别想了解如果下级同志与他发生争执，他会如何处理？　
　　王光美：还是就着1961年回乡调查来谈吧。在天华的时候，大队书记彭梅秀确实骂了少奇“刘胡子”，劳动妇女着急的时候骂人还管谁呢？少奇没生气，他肚子里还撑不下这个那哪行啊！意见分歧难免是有的，当时农村急缺家庭生活用品，锅碗筷呀，要解散食堂就得赶快生产，但是是由国营工业办好？还是轻工企业办好？或者是合作社办好？当时的调查组成员杨波认为应由社队企业来办，少奇认为由合作社办好。两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少奇说：“我也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你也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你可以做成两件事情，然后比一比，看哪个更适合群众的要求。”少奇并不强制人家，不是说我是中央领导，你必须听我的。他作风民主啊！　
　　笔者：少奇同志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与家乡的亲戚朋友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光美：少奇与家乡来往不是太多，他是全中国的国家主席呀！那时搞土改划成分，少奇大姐划了富农，来信说：“我在塘边提水，弟弟在北京当大官”，心理不平衡。可少奇给姐姐回信说：“你在家劳动我觉得很光荣，不劳动我觉得羞耻”。他不能全听家里的话呀。中央领导同志一般都不回去，主席也回避，总理常说自己家是大地主，也不回去，只在飞机上看几眼。这不是与家乡人民关系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自家亲属在政策中占哪部分。但少奇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接到了家乡大量的来信，反映问题的、向他问候的都有。还说一点吧，我与少奇结婚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日，他自己也忘了，后来呢，还是根据家乡这些贺寿的信，用阴历折推1898年的阳历，“11月24日”的生日这么查出来的。少奇的大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人，1961年来了封信，说吃不饱饭，天天几两粮，不能偷不能抢，饿呀，怎么办呢？我看了这信心里挺别扭，便给他寄了些钱。后来回去看大姐，才知道他用这钱买了些肉，加上那天多吃了些糠粑粑，给撑死了。本想帮他一下，谁知出了这事儿，叫人怪难受的。但我们不能给她们特殊照顾呀！从宁乡回京半年左右，外甥女鲁新秀就给我们寄来了两双她做的布鞋，我和少奇穿着都挺合脚，少奇心里特别感激。总之，少奇对老师、对同学、对亲人很有分寸，他对老乡、对花明楼很有感情，根据各人具体情况，能帮什么帮什么，但他从没有对亲戚作特殊安排，虽然他愿意大家都发展。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2）　　　
　　笔者：少奇同志是大理论家，我们想了解他的读书生活。当时不是流传毛主席的一句话：“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少奇吗？”　
　　王光美：那句话呀（笑），说是主席的话，但主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我一直没搞出来。我没听到过传达，所以这句话我从不用。要说起读书，主席读过的书没人能比，包括乔木也不能比。少奇日常工作那么多，不能像主席那么读，但他有时间也看。我们自己有个图书馆，少奇有个钟爱的小书架，读的书搁那上头，有空就拿。1951年去杭州，他带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后来去广东从化休养，他带了《红楼梦》去。少奇是从文艺角度看，他也得领导文艺界呀。他是思想领导为主，总理是具体接触；总理常叫文艺界人士来家中吃饭交流，少奇是在会上讲一讲。1959年秋天去海南岛休养，正好苏联再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读的就是这个新版教科书，还请经济学家薛暮桥、王学文辅导学习。　
　　笔者：我们觉得严肃深沉是少奇同志的性格特点，是不是这样？　
　　王光美：他不随便说话，但观察能力特别细，喜欢陷入沉思，一旦开口说话，他的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人很随和，对身边工作人员从不发脾气，但也不像主席那样爱聊天。有时他一整天就坐着，偶尔走半个钟头，我跟着他走他也不大和我说话，所以趁他走我就干些别的事了。他说话不像主席那么幽默、爱开玩笑，但也不是不笑，只是不像总理那样仰天大笑。　
　　笔者：少奇同志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