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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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与黑道的关系之密切，甚至超过黑道兄弟之间的关系。在一次“立法委员”选举中，“四海帮”老大“大宝”陈永和，不支持自己的兄弟蔡冠伦，反而支持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足见国民党对黑道人物的依赖程度。１９９４年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上层通过警界高官请该帮“大宝”陈永和召开帮派首脑会议，动员江湖好汉支持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大宝”鼎力相助，动员兄弟支持。但后来李登辉改变策略，采行“弃黄保陈”（放弃黄大洲，改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共同对付可能当选的新党候选人赵少康），结果让陈水扁当选，这让“大宝”非常生气，大骂找他帮忙的国民党党工和警官不是东西。
黑道人物出钱出力支持国民党候选人或其他政治人物，当然是希望有所回报，不仅希望能得到各种经济利益如工程承包、经营企业，而且一旦兄弟犯案出事，以便有这些达官贵人能为自己说情护航，保护自己，或者重刑轻判，轻刑不判。这才是黑道与政治人物相互利用关系的本质所在，也是黑金政治共生结构存在的条件。
黑道入主“民主殿堂”（1）
议会是民主政治的象征，是最重要的立法与监督机构。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议会却成为黑道人物积极争取的目标，黑道大哥纷纷进入各级议会这个民主的殿堂。
台湾民意机构设置称得上健全，从基层的乡镇市民代表会，到县市议会与省市议会，再到中央级的“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意机构体系。然而，这些为民说话、代民行使职权的民意机构，却成为黑道势力的天下。
台湾各级议会内有多少黑色背景的民意代表？可能无人能说清楚。但议会处处有黑道是不争的事实，这连台湾官方都不得不承认。台湾“警政署”调查指出，台湾黑道老大参选民意代表自20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日益普遍，不论中央与地方均大有人在，地方基层尤甚。据20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一份调查报告，自桃园县以南到屏东县的西部海岸共有１１个县市，占台湾县市总数的５７％，黑道分子通过选举纷纷进入乡镇市代表大会、县市议会，甚至当上乡镇市长、县市议会议长，特别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彰化县、高雄县、高雄市与台南县，出身黑道的议员平均占总议员人数的２５％，云林县更高达４０％。
台湾前“法务部长”廖正豪在１９９６年“立法院”一次质询中首度公开表示，有黑道背景的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约占1/3，省市级黑道民意代表超过民意代表总额的1/4，“中央级”黑道民意代表则占其总数的1/10到1/20。他进一步表示，包括“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约５００位中央民意代表中，约有５０位具有黑道背景；１７５位省市民意代表中，有近４０位具有黑道背景；８５０多位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中有２８６人有黑底。按此计算，台湾各级民意机构中的黑道人物近３８０人。台湾省“刑事警察局”则调查显示，台湾省（不包括台北市与高雄市）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计１５０人。
民间对民意机构内黑道人士的调查与估计结果差别甚大。１９９９年９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表示，目前五成民意代表与黑道有关。同年９月２１日《联合报》公布的一项各县市级以上具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人数统计显示，８５４名县市议员中有８８名有黑底，“立法委员”中有５人有黑底，“国大代表”中有７人有黑底。１２月２１日，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发表论文指出，从各种调查分析，台湾省各县市黑道帮派中，有６６７％的成员或亲属担任民意代表。
这些调查哪一个更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台湾民意机构已严重黑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台湾“黑道治国”也不是耸人听闻，恰恰正揭示了台湾黑金政治已达到人们无法容忍的程度。
乡镇市是台湾权力结构的基础。在乡镇市民代表会中，黑道势力最为庞大。只是这个层级民意机构，黑道势力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不大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已。这个基层民意机构，正是黑道进入更高层民意机构的桥梁与基础。由于乡镇市民意代表选举，所需经费与票数相对较少，这就为黑道依靠财力、通过买票进入这个权力结构提供了方便。于是台湾的黑道漂白，常常是先从此开始，一步步向上发展。
从岛内基层民意代表发生的案件可以判断，基层民意机构黑化的程度。据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１９９４年基层村里长及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据保守估计，有黑道背景的当选者至少有１５０人，而各县市情况有所不同。台中县各乡镇市民及村里长的选举中，有２０多位黑道人士参选并当选，当选率达百分之百；彰化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有5０人当选；嘉义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黑道兄弟多以高票当选；高雄县乡镇市与村里长选举，与黑道关系密切的当选者有４０多位。台湾不少乡镇市民代表会，实际成为黑道势力的地盘，“黑道治乡”的美名由此而来。
有黑道背景的基层民意代表在基层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之后，就开始向县市议会发展，因此县市级议会中的黑色民意代表不断增加，从上述的报道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关键在于县市议员拥有的权力远不是乡镇市民代表所能相比的，不仅当选后实际经济利益丰厚，而且在议会开会期间享有刑事免责权。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县市议会的黑色民意代表最为普遍。在１９９３年选出的第十三届县市议员中，有黑道背景者特别多，被认为是台湾政治发展史上仅见的“政治黑道世代”。“法务部长”廖正豪承认，本届全省各县市的议员里３５％有黑道背景。前“立法委员”朱高正指出，“２１个县市的议长与副议长，有８０％是黑道，而且都是国民党党员。”就是说尽管仍有多数议员不是黑道，但这届县市议会几乎完全掌握在黑道议长或副议长手里。最典型的莫过于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后因杀人案被判死刑）、屏东县议会议长萧登标（曾因多起罪案被通缉）、彰化县议会副议长粘仲仁（因多起罪案被起诉）及高雄县议长吴鹤松（因黑道恩怨被暗杀）等。就是１９９８年选举的第十四届县市议会中，因“冻省”不少有黑道背景的省议员纷纷通过选举县市议员，进入县市议会，县市议会黑道势力进一步增大，仅县市议会正、副议长就有好几位出身黑道。
黑道入主“民主殿堂”（2）
在１９８９年“立法院”全面直选及１９９８年“冻省”之前，省议会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意机构，省议员均是来自各县市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其中不少是具有黑道背景的人物。虽然有许多省议员不是黑道出身，但与黑道势力关系密切，不少人就是依靠黑道的支持当选的。
台湾不仅地方民意机构日益黑化，而且“中央级”民意机构——“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这种最权威与最神圣的地方也成为黑道角逐的目标。“立法院”黑道老大虽不如地方民意机构那样多，但也有数位黑道老大，并且因其地位高，权力大，影响大，颇受社会各界关注。据媒体报道，全面直选后的各届“立法院”，一般均有十位左右的黑道“立法委员”，其中更有几位黑道“立法委员”连选连任，充分显示了其强大的财力与势力。尽管有不少“立法委员”本身不是黑道出身，但与黑道关系十分密切。这可以从黑道老大的红白喜事中看得出来。在黑道老大家人举行的红白喜事或黑道老大隆重的葬礼上，经常会发现有许多“立法委员”公开参加，而私下送红包与送礼的“立法委员”就更多。台湾《联合报》未点名地指出，第四届“立法院”内有五位黑道背景的“立法委员”。
“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具有立宪与修宪大权的“国会”也有黑道的影子。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台湾《联合报》公布的统计显示，“国民代表大会”中，黑道出身的“国大代表”有７位，分别来自台北县、台中县、彰化县、云林县与高雄市。其中，与黑道关系密切的“国大代表”就更多了。
人们会问黑道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势力，在激烈的选举中，击败政党候选人甚至知名政治人物而当选？关键在于，台湾的黑道势力不再是早期的包赌包娼或打打杀杀，而是通过漂白的合法身份出现，特别是通过经营企业获取丰厚的利润（当然常走法律边缘甚至从事非法经营），再以雄厚的财力投入选举。在台湾看似民主的选举，实际上主要靠钱买票，只要在自己的选区内买到一定数量的选票就可当选，这就为黑道势力投入选举，进行政治漂白提供了条件，让许多黑道人物进入议会，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
黑道介入政治，不断引来社会各界的批评与谴责。但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等国民党官员竟然理直气壮地为黑道辩护。李登辉竟称，“黑道古今中外都有，不独台湾才有，社会自由化了，各种力量都可出来。”似乎在李登辉看来，黑道的存在是合理的。李登辉昔日的一位亲信、国民党高官也曾公开说：“当政者应容忍某种程度的金权黑权存在”，“金权黑权是巨大的社会力，对政权的取得与维持有帮助”。他还进一步表示，“站在民主政治立场，黑社会分子为中华民国国民，享有宪法所赋予之一切基本人权，包括选举与被选举权，及参加政党从事政治活动之权利。既是如此，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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