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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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次长”张昌邦出面力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自行撤回”申请案。还威胁说，台塑如另案提出，将“再从头审查”。台湾当局还围攻赴祖国大陆访问的“工总理事长”高清愿，诬蔑他赴大陆是“献媚”、“朝谒”。　
　　1997年3月18日，“经济部投审会”邀集“财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单位，就台商“违法”赴大陆投资事宜进行讨论。对违规赴大陆投资者给予适当的行政处罚，不排除限其停止对大陆的投资，以达到劝阻的效果。在台湾当局全力控制企业赴大陆投资的同时，还将防止台商经第三地公司对大陆的投资行为。4月18日，“立法院”通过所谓台商“自新条款”，要让“违规”的台商，“自新认罪”。　
　　李登辉紧缩大陆经贸政策是经过长期策划的，企图以紧缩大陆经贸政策，管控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流量作为两岸“对等”协商的筹码。对台商投资大陆泼冷水，目的是要遏制两岸经贸联系，其实质显然是企图以经济为筹码进行“政治勒索”，对抗大陆，进而掌握两岸谈判的主导权，达到“两岸分裂分治”、双方为“对等政治实体”的目的。但两岸关系的发展不是以台湾当局的意志为转移的，加强两岸经贸文化人员交流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早已是岛内民众和工商界的基本共识，并非是一两个人所能阻止的，“戒急用忍”只能是徒劳的。　
　　与对大陆投资实施“戒急用忍”、进而限制两岸关系政策相配合，1997年2月22日，台湾当局以“行政院新闻局”名义公布了精心设计的“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这一说帖的发表，主要是为了应付大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的强大政治压力，为“两个中国”进行辩解。说帖称目前两岸状态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并且诬蔑祖国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隐含了一个语意陷阱”。因此，说帖的核心是提出了“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概念。说帖声称，中国自1949年以后即处于分治状态，台北和北京两个政权均未统治过对方，只能代表各自有效统辖的一部分，因而“与其说‘一个中国’，不如说‘一个分治的中国’”。　
　　“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提出，无疑是为了再次宣示“分裂分治”的主张，再次拒绝“一个中国”原则，说明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缓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说明李登辉多次反复谈及有意举行“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定谈判”、“两岸领导人见面”等建议的虚伪性。同样也证明，李登辉正在急于推动台湾“实质独立”，加快实施各种“脱中国化”图谋，从形式到内容上摆脱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地位，摆脱“1949年以来中华民国的格局”的“宪政架构”。　
　　李登辉上台以来，在岛内推行本土文化，向台湾青少年一代灌输以台湾为主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认同”意识。在他的授意下，教育部门编撰了一套《认识台湾》教科书，从1997年9月开始在台湾中学试用，1998年9月正式使用。这套教科书歪曲历史，割裂、否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不讲台湾人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是强调“台湾人意识”；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贬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宣扬“台湾文化观”，向青少年灌输“台湾生命共同体”和“台湾人的台湾”观念，淡化他们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　
　　以“戒急用忍”为主的紧缩两岸交流及破坏两岸关系的行为，以“透视‘一个中国’说帖”为代表的对违反“一个中国”立场的政策宣示，以《认识台湾》教科书为代表的加速意识形态“脱中国化”的举动，严重影响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　　　
　　恶化两岸关系（3）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被英国殖民者侵占百余年的香港从此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统一，完成了第一步。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国的统一完成第二步。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已经历史性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一态势下，李登辉又开始进行新的挑衅与分裂升级活动。　　　
　　鼓吹“两国论”（1）　　　
　　1999年5月19日，李登辉发表了《台湾的主张》一书。书中除了把他个人的政治主张强加在台湾人民头上、将其定位为“台湾的主张”这一明显的错误外，还公然附和日本右翼学者提出的主张，把中国分成7块，分解中国之心昭然若揭。7月9日，距离退出政坛只有10个月的李登辉，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公然宣称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就是李登辉抛出的旨在分裂中国的“两国论”。　
　　李登辉接见日本客人时继续宣扬“两国论”“两国论”是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当局，推行的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理念、路线的集中体现。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主要是实现以下“三个定位”：一是为两岸关系进行政治定位。从以前的“模糊”、“否定”一个中国原则质变为突破一个中国原则。二是在国际上将台湾定位为“主权国家”。配合西方打“台湾牌”，为西方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活动提供“理论、政治武器”，以便扩大被国际潮流所压缩了的“两个中国”的空间。三是为政治现实完成定位。在他即将下台之际，完成从“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层次确定“两个中国”，扩大分裂的社会基础，为“两个中国”制造社会氛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一面黑色的分裂旗帜。　
　　“两国论”抛出后，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两国论”有违岛内民意。一种政治行为符不符合民意，不能简单地从带有特定导向的民意调查和当局的短期行为来看，而要看这一政治行为是否伤害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在台湾前途问题上，李登辉以“两国论”为赌注，摆开豪赌的架势，由“暗独”走向“明独”，公开分裂祖国，已经严重破坏了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三项基本条件，当然损害了岛内民众的根本利益，进而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　
　　首先“两国论”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两国论”的要害很清楚，就是要在两岸关系刚现转机之际，以直接抽掉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的方式来关闭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截断两岸交流的渠道，使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濒临破裂。只要对两岸关系有所了解的人，无不认识到李登辉已经成为破坏两岸关系的元凶，“两国论”造成两岸关系全面倒退。“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之间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这一场斗争既是李登辉长期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结果，也是祖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能力的集中体现。　
　　其次“两国论”造成台湾在国际上更加被动。“两国论”提出后，尽管台湾当局一再声称要以此为基调在国际上大力宣传，事实上它已成为国际上一次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再次确认，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纷纷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两国论”不仅没有得逞，而且遭到严厉批评，克林顿总统更是把“赞成一个中国的政策、赞成两岸对话、台湾和大陆的分歧应和平解决”列为对台政策的三个支柱，不久以后又将这三个支柱明确定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两国论”在国际间被认为是“刺刀边缘政策”，同样也给亚太地区和平带来了威胁。不过，李登辉戴着“两国论”牌的“麻烦制造者”帽子，不仅未有所收敛，反而上蹿下跳，还咬牙切齿地叫嚣“愈闹愈好”，分明是对岛内民众顺应世界潮流、建立良好的国际环境民意的最大嘲弄。　
　　面对“两国论”引起的巨大政治风波，国民党内并不平静。在李登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只要想留在党内的人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看着李登辉为所欲为。在1999年8月28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把“两国论”纳入《政治任务提示案》，声称要把“两国论”作为国民党今后的工作纲领之一。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在台湾前途上是为了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岸关系上是为了阻挠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外关系上是为了图谋“国际法人资格”，在个人理想上是为了表明他的分裂心迹。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最后击垮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以触发和推动国民党的最大最关键的一次分裂。这从李登辉下台后发表的几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　
　　在2000年3月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的关键时刻，面对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内的反“台独”力量希望能够在李登辉退休的同时，由国民党继续掌握政权。他们认为当时的实际政治态势是，只要国民党各派力量团结起来，尤其是已经游离于党外的宋楚瑜和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副总统”连战携手合作，绝对能够战胜陈水扁。　
　　李登辉的小算盘很清楚，他看到了这种威胁。他的既定方针是要让国民党下野，让位于既是“本省”出生、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让位于虽说善变善骗但在主张“台独”没有改变的陈水扁。要达到这一目标，要让国民党彻底烂下去，削弱国民党的实力，保证陈水扁当选。　
　　如何削弱国民党？李登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使用组织手段。面对党内出现的组成“连宋配”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坚持连战和“行政院长”萧万长组合参选，彻底逼走宋楚瑜。二是提出赤裸裸的“两国论”，引发党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