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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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灵柩被送至桃园大溪镇头寮宾馆，宾馆也改为“大溪陵寝”，在陵寝几公里外就是其父蒋介石灵柩停灵处慈湖宾馆。　
　　蒋经国死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了唁电，对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的亲属表示诚挚地慰问。民革中央名誉主席、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屈武先生也致电蒋家慰问。　
　　统观国民党一百余年的历史，蒋经国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他，亲手结束了名声并不好的蒋家王朝；是他，准备放弃国民党一党专制；是他，开放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是他，比较重视发展台湾地区的经济；是他，严格禁止任何“台独”势力和活动；是他，把两岸关系限定于“中国代表权之争”，共同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蒋经国是靠父亲庇护、接收父亲政治遗产上台的，一生的主要失误是在“反共”。反共，并没有给蒋经国和国民党当局带来任何政治效益，蒋经国可谓是错在反共、失在反共、误在反共，否则蒋经国不会落得有家回不得、流亡海岛、偏安一隅的结果。　
　　当天晚上8时零8分，“副总统”李登辉宣誓就任“第七届总统”。　
　　李登辉在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声称：“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所以有必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李登辉在《亚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台以后的心情如实托出：对于“外来政权”支配台湾问题，“我早有所感，也决心要加以解决”。原来，身为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给他本人带来多少政治权力和荣耀的中国国民党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当人们看到他自1988年以来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时，国民党为何在他领导下一衰再衰、一败再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坚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李登辉，他的祖先曾生活在祖国大陆福建永定地区，在清代中叶时移民前往台湾桃园县龙潭乡三河村，后定居在台北县淡水三芝乡埔坪村埔头坑154号。令人遗憾的是，他出生在中国，却对一个中国原则有着刻骨的仇恨，要把中国的台湾地区分裂出去。国民党让他当上党主席，他却一直在进行破坏党的活动。　
　　他是一个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的人。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学校学习，后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基本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正如他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承认他“22岁以前是日本人”。他具有强烈的“皇民化意识”，表现为：一是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疯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础上经过时间的历练变成对中国的敌视；三是保留有殖民者的劣根性。　
　　李登辉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1972年6月突然被蒋经国提拔为“政务委员”，以后任过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1984年2月16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当选。可以说他的一切荣耀都是他后来背叛的国民党给的。　
　　1988年1月13日，李登辉取代蒋经国成为国民党新的领导人。国民党主席更换不是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是一个“政治强人”和一个“时代”的消失，随之而起的必然是权力结构的重新组合。李登辉接任“总统”时，“行政权”掌握在“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权”掌握在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手中，“军权”掌握在“参谋总长”郝柏村手中，“国安会”掌握在“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手中。面对蒋经国留下的“接班四人帮”，李登辉从削弱国民党实力考虑，必须加以摧毁。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之举是出任党主席，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为此，上台初期的李登辉审时度势，表示国民党将继续执行蒋经国的既定方针，宣称要对蒋经国的遗志“致谨禀遵，笃行实践，竭忠尽智，克竟全功”。于是他一一登门造访诸位党内有影响的人士，换取党内元老派的支持。　
　　李登辉之所以被当时党内、民众和社会各界所接受，论“法统地位”有“宪法”第49条保驾，论党内政治资本有蒋经国的厚爱，论个人形象有“学者、平民”身份，论籍贯有身为“本省人”的优势，论民意有社会上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对立心理可以利用，再加上李登辉借用蒋经国的旗号、安抚元老派、稳定执政队伍等举措，李登辉终于一朝得志，荣登宝座导致朝野间、社会上出现空前的“拥李潮”。　
　　李登辉本人也把目标定在出任党的主席上。李登辉对时局感到最为担心的是亲蒋势力。亲蒋势力为阻止党内和社会上立即出现政治转向风，有意限制李登辉的权力，阻止其出任党主席，避免党权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准备以历史上党政分开的惯例来实现不让李登辉出任党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院长”俞国华代理国民党主席。　　　
　　李登辉掌权（3）　　　
　　李登辉及亲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资历浅薄、资本不足，没有本钱搞党政分开，如果不任党主席，只是个被架空的“空头总统”，在没有建立自己团队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无权无势不说，被更换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党主席问题上决不退让。双方准备在决定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问题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龄给李焕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借元老级中评委陈立夫建议，应该考虑集体领导模式。26日晚，俞国华本人也接到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电话，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并建议推选党主席推迟到预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一封信一电话，表明蒋家和宋美龄的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俞国华立即与主管党务的李焕进行会商。俩人经过与关键的中常委联系后，取得的共识是按原定计划，推选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中常委内出现“拥李风”，并非是李登辉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辉的势力有多大，人们当时只是觉得李登辉没有过大的危害性，选李也无妨。而宋美龄的干涉，实质助长了“拥李风”。党内外不满几十年的蒋家独裁，对蒋家势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颇有你说好我就说坏、你说坏我就说好的对抗心态，宋美龄的活动当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中常会按计划于1月27日召开。其中，严家淦、谷正纲因病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李登辉请假，共有27名中常委与会。上午8点，和往常的中常会一样，会议正常召开，直到9点，会议因为进行其他议程，推举代理党主席案还没有人提出。此时，有一个人跳了出来，为李登辉劝进，这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蒋介石手下服务多年，本人为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博士，1974年返台后不久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以后官职直线上升，1979年出任“新闻局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蒋经国去世前夕转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宋楚瑜是蒋经国挑选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获蒋经国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见解和取舍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会上突然请求发言。他身为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中常会上只有列席权，如果不被点名则不能发言，对于宋楚瑜的唐突行为，与会者感到惊讶，作为会议主席的余纪忠出于礼貌同意宋讲话。郝柏村是这样记述宋楚瑜讲话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发言，陈述推党主席案如不提出，‘对党、对国伤害一天大过一天’、‘多拖一天，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然后愤然退席，留下在场中常委一片愕然。”　
　　宋楚瑜的发言，影响极坏，等于把全体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的边缘。结果拥护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成为一边倒，会议一致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至于宋楚瑜的举动，他意识到在李登辉时期已无多大挥洒空间，只有及早划清与蒋经国的关系，漂洗身上的亲蒋味，为迎接“李登辉时期”的到来、为投靠李登辉而创造条件。　
　　“代理党主席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是失去蒋经国后的蒋家势力还想卷土重来，控制国民党。但是，蒋经国信任的亲信纷纷背叛而去，无力再战。师出无名、战而无将，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蒋经国所挑选的“接班者”李登辉所击败。李登辉也趁机打击自己上台后的最大威胁——蒋家势力，使得亲蒋势力失去了主要旗帜。“代理党主席之争”，揭开了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内政争的序幕，也成为李登辉削弱国民党的第一仗。　　　
　　重组权力核心（1）　　　
　　李登辉抓到“总统”和代理党主席大权后，开始了巩固权力与政治清算的斗争。一是巩固拥李派的权力，尽快占据权力峰层；二是削弱亲蒋派的权力，消除威胁。在这一场实质是国民党内蒋经国去世后的权力大转移中，李登辉运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见招拆招，斗而有序，争而不败，将亲蒋派为主体的非主流派彻底击溃。　
　　台湾最高权力中心——“总统府”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退据台湾近40年来面临重大政治转折和空前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国民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党务革新、“结束戡乱”、“宪政改革”、大陆政策调整等问题，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李登辉需要解决权力基础问题，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进入“后蒋经国时代”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李登辉巩固权力开始出招及取得相当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　
　　李登辉的重点是如何实现权力中心的大转移。把权力中心由蒋家阵地转移到李家阵地。为此，他一是严把党代表关，出席会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