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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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党外人士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元老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台独、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王升的“军警系统”却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党内和社会上认为这是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失职。在王升访美之际，蒋经国信任的党内元老黄少谷和高级将领马纪壮向蒋直言面谏，要求迅速切除王升这一毒瘤。5月1日，蒋经国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经国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气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干也大都被调离各关键岗位。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峰层重新洗牌，改选中常委和决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选，决定改组“行政院”。从国民党历史看，此次全会和“行政院”改组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2）　　　
　　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子弹夺去了生命。美国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杀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时查明，3人是按照台湾当局“特工”部门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下令迅速查处。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审判结束，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判处“情报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江南案”结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对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对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个最大的疑点，即蒋孝武有没有涉案？要不要负责？这一真相一直没有人谈及，但是当年年底，蒋经国就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6年3月，蒋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蒋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坛，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对他的不满，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党外势力的政治反对运动是在面临空前的政治高压下进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党外采用“擦边”、“撞线”等“政治边缘”战术，以小犯规累积政治资本，以时间换取成功，不断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不断迫使国民党坚守“戒严”的地盘越来越小。　
　　“高雄事件”后，党外制造一系列事端挑战国民党。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选举中组织的“受难者家属参选事件”；1985年4月1日正在狱内服无期徒刑的施明德、林弘宣、白雅灿、黄华等人的“绝食事件”；5月3日，《薪火》发行人耿荣水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分别向法院控告警方违法查抄刊物，并要求追究警方刑事责任；5月16日，14名“党外”省议员集体辞职；1986年5月10日，党外各派代表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与国民党代表、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及黄光平面对面交锋，并达成三点共识，这是国民党第一次与党外谈判，所以在岛内当时就有人称这一沟通是“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5月19日，党外为抗议“戒严”，在台北龙山寺与军警当局对峙一整天；6月10日，借被控有“诽谤罪”的陈水扁和林正杰入狱一事，党外发起欢送“陈水扁、林正杰入狱运动”。党外人士发动的上述一系列活动，对台湾当局形成一个又一个不小的冲击波，促使蒋经国要么是放松限制，要么是进行镇压，没有其他良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必须尽快作出选择。　
　　1985年春，台湾爆发“十信案”。经查明，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发放的150亿贷款中属无法追回的不良贷款竟高达70亿元，亏损达80亿元，无论是对当局还是对民众都造成很大的损失。案件主犯是该合作社理事长蔡辰洲，他在国民党上层有着广泛的关系网。案件的发生本身有着深刻的经济犯罪和黑金交易性质。　
　　“十信案”可以说严重挫伤了自进入70年代以来岛内本已不高的民心士气，动摇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安定。经济弊案丑闻和党外持续不断的冲击，蒋经国终于感到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要对政局不稳负责，认识到如果不对极右势力下狠药严加约束，并加速“民主化”进程，将使自己推动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毁于一旦。　
　　蒋经国再次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党内的腐败和黑暗已到不改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