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曾国藩-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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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卤�怨沸腾，无法治军。第四要“能耐受辛苦”。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短乏，久用则散，这样的人不宜为将。曾国藩认为，为将者此四项缺一不可。“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
　　将材有所谓“体”、“用”之分。将材之体在于“得士卒之心”。曾国藩指出，古代名将得军心之手段，往往靠钱财之外的精神魅力。近代则不然：“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好的统领营官应备两端：一为真心实肠，服从上司；二为精打细算：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湘军初期名将王鑫虽精明能干，然始终不依从主帅曾国藩，过于自负，曾氏谓之“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古人称将材之用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西方人论将则曰“天才”，强调“天所特赋之智与勇”。曾氏则从个人经历出发，认为“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曾国藩本一介书生，于带兵统将之事毫不相干；最终能够削平大难、建立事功，靠的便是“良心血性”。
　　其次，曾国藩提出识人用才之道。曾氏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的分别。人才并非天生得来，而“以陶冶而成”，且随时有转移可能，故识人不可眼光太高，动辄谓无人可用。访求人才之道，乃“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以曾氏用人经验，人才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重的人才，“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不足在于缺乏生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重的人才，“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不足在于“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曾氏培养人才，在“劳苦忍辱”四字痛下功夫，故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用才之道在于不拘一格，使人人去其所短而显其所长。
　　第三，曾国藩以儒生治军，终成大业，靠的便是“尚志”、“诚实”和“勇毅”。曾氏认为，辨别人才之高下，首先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他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举目斯世，最缺乏的乃是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之人。这样的人却最易埋没，“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那些贪婪退缩的庸俗之辈，却往往“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那么如何培养高尚独立的君子之志呢？曾国藩讲，“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尚志”切忌“喜誉恶毁之心”，即“患得患失之心”，“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总之，“尚志”之目的在于“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亦为“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治军亦推重“诚实”。他强调做人要光明磊落。“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诚实”于治军颇为关键。“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湘军中尽用儒生，亦不乏武将，曾国藩对二者的团结尤其注意，教之以一个“诚”字：“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曾国藩专用诚实质朴之人，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因此，“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质，有其质而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他主张任用诚实之人，“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认为治军尤要做到“勇毅”，不可轻易夺其志。“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踰，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选拔人才亦如此，“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曾国藩回顾当年艰难困顿于湖南江西之际，“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在此期间，曾国藩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坚定意志，“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治军尤其如此。“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曾国藩将治军比作行船，云：“如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
　　第四，曾国藩强调治军须张弛有道，既做到严明、公明，又要仁爱、勤劳。“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治军必须严明。曾国藩认为近世以来，治军者往往“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不难，贵在执行。曾国藩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的道理，“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做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公明，指的是公正光明。曾国藩认为历史上举凡大乱之世，往往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最后灾害来临。他把将帅比作店铺伙计，“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曾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下功以为己功乎？”曾氏将其改为：“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乎？”他指出“明”有两层含义，一是高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二是精明，“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理想境界乃是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然要真正做到颇为艰难。“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苟，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曾国藩提倡治军要有“公心”。他阐述道：“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用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他进而认为，“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
　　曾国藩乃理学名臣，自然提出以“仁”治军思想，但“仁”要以“礼”为约束。“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弟子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漫，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
　　曾国藩一生勤奋，治军亦然。早在其做京官时便养成“多勤少食”的习惯，“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几积压较少”。他强调，“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第五，曾国藩指出军队要内部团结，具有凝聚力。他总结道：“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