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3届-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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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心里那股子浊气就是排泄不出来。
最近保健医生又警告他,血压偏高,心脏音律不齐。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脑子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不要激动……全是一堆符合实际又不切合实际的废话。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失眠了。昨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但他没有服用安眠药,他需要想问题,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儿子高原从老山前线寄来一封信,信中以一个誓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义向父亲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机关的,秘书拿来就放到家中的办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脸变得纸一样白。他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旁边的书房里哭,他没有起床去劝她,他知道,儿子写信时也会哭的,起码哭过。他无法劝说妻子。无论高原能不能从战场上生还,沈萍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
他也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他没有那张照片,也没有办法搞到这张照片。
下午,女儿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没有说话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间里去。保姆到她的房间里去,她要鸡蛋、要排骨、要牛奶。一一送去,她又什么都不吃。保姆告诉沈萍,高婕一个人闷头躺在床上,像是在哭。沈萍揩干自己的泪水,奔上楼去,看到的是一张流产证明书。
“是张义民?”沈萍又惊又气。
高婕摇摇头,但又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儿的房间,他觉得自己的嘴唇在抖。他不是骂女儿,而是骂那个未知数,“一定要严加惩处,我找公安局。”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电话机的父亲,“是我主动的。”
“你?……”高伯年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不相信女儿会堕落,可对女儿所处的文艺圈子又早有所闻,沈萍原来就反对女儿去当演员,是他说服了妻子。应尊重女儿的志愿和选择,可现在,女儿的行为打了他一个耳光。
“你和张义民的关系断了?”父亲吼道。
“没有。”
“你准备和那个混蛋结婚?”他此刻恨透了那个肇事者。
“不。”
“你,你这算是什么?”“张义民可以和我散,我本来就不爱他。”高婕淡淡地回答。
高伯年被激怒了。市委书记的女儿和一个不是丈夫也不是未婚夫的男人怀上了孩子,这种丑事传出去,在老百姓嘴里不知会怎么张扬。他扬起手想打女儿,又放下了,怒冲冲地离开女儿的房间。
女儿门边站着一个人,这是张义民。他早来了,刚才的一切他都看见,听见了。
高伯年觉得无法跟这个年轻人交代,甩手走下楼去。张义民留下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高婕和张义民。这一夜,女儿向张义民都“交代”了些什么,高伯年无从知道,但他以为,不会有好的结果,一个男人对背叛了自己的女人,不会原谅的,即使这女人是市委书记的女儿。
高伯年脑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去想女儿的事了,他的大脑细胞正为临睡前的一个电话所消耗、困扰。
电话是市长阎鸿唤打来的,告诉他,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要阎鸿唤明天赶到北京汇报工作。
“只通知你一个人?”
“对,只让我一个人去。”
“市长会议?”
“不是,好像是单独汇报。”
“汇报哪方面的工作?”
“没有讲,我正想问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情况?”
高伯年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块石头堵到嗓子眼。
他从没有被放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过。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是这座城市的一把手。
高伯年从解放这座城市就在这里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他的名字已经和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全市四百万人口,可能有人不知道现任国家主席是谁,但绝不会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而现在,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经动摇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已逐渐在取代他。上届调整市委班子,曾有人动议调他到另外一个省去当人大主任。中央领导说:“还是不要动了,他熟悉这个城市。”这才不过两年,向总理汇报这样大的事情,都可以不由他去,甚至不通知他,不经过他,一个电话打给了阎鸿唤。这座城市现在可以没有他了。这是一个信号,他心里清楚自己,尽管他在会议上多次表示过,到时痛痛快快交班,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的同志早日担起重担。可现在,不用说退下来,就是这样冷落一下,他的神经都感到疼痛。他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受不了寂寞。多少年来,他习惯了“交伯年同志批阅”,“请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办”。指挥、拍板、行使决策权,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和必需,而且慢慢地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能想象,有朝一日离休之后这些变为一片空白,对于他这样一个事业心、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将是一种什么日子?
当然,现在他并没有更多的这种恐惧!他认为这座城市目前仍离不开他,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市长阎鸿唤的威望不过是个假象。
他对阎鸿唤的感情是复杂的。三年前,是他首先提名让阎鸿唤当市长的。“阎鸿唤是个实干家。”在中组部和市委常委会上,他这样评价他的接班人。他没有看错,阎鸿唤上任三年,市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实在在干了几件漂亮事。但他也逐渐发现了阎鸿唤的许多毛病,他骄傲,对老同志、老领导的意见不那么尊重。常常自以为是,过多地抛头露面,这些事常惹得高伯年心里十分不愉快。
思绪万千,高伯年在床上辗转反侧,好不容易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但五点半又准时醒了。算了算只睡了两个多小时。
他沿着鹅卵石小路走去,这条小路的尽头是阎鸿唤的房子。阎鸿唤是第一次单独向总理直接汇报工作,要提醒他,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不要把弓拉得太满,要谦虚、多听指示,少表现自己,尤其要强调市委整体的作用。关于市政的全面规划方案,不要先讲出去,等过些日子,高伯年自己去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再讲。
他走着走着,突然又停住了。昨天阎鸿唤电话里并没有请教他,或是跟他研究的意思,丝毫没有。只是问他知不知道,阎鸿唤未免太狂妄、太自信了,难道他不懂这么大的事,应主动找市委书记研究研究?阎鸿唤的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书记?甚至这个电话,都很难说没有别的用意,比如暗示他阎鸿唤俨然已经是这座城市的决策人;暗示总理对他的赏识和信任。……高伯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不主动找我,我又何必主动上门找他,助长他的得意情绪,表明我对这件事的重视?不,高伯年绝不能在他的心目中落得这么个感觉。他应表现得很轻松,把这件事看得很淡,看成一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小事情,高伯年背起手,转过身,踱着方步往回走。
还没走回自己房前,他又站住了。他必须把注意事项告诉阎鸿唤,否则,他放心不下。他转过身朝大门口走去,他估计阎鸿唤六点半钟将出发,他就在那儿装作无意蹓跶与阎鸿唤开出的汽车偶然相遇,然后就可以非常自然、非常正常地给阎下达“指示”。
他故意走得很慢,随时想听到身后传来汽车开动的声音。但他一直走到大门口,也没有听见盼望的声音。守卫的警卫战士向他敬礼。
“换岗了?”高伯年亲切地问一个战士。
“没有,七点钟换岗。”战士回答。
“这么早就把大门打开了?”高伯年随便地问,他有意消磨时间。
“阎市长五点半钟坐车出去了,我们就没再关门。”
什么,走了?高伯年心中一凉。五点半钟,就在他每天准时睁开眼的那个时间,阎鸿唤已经出发了。
“今天首长都起得这么早。”战士说。
高伯年无心再答话,只是咧着嘴对战士笑笑,转身走回去。
刚走上台阶,沈萍迎出来:“你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她的眼眶发青。
“你找我干什么?睡你的觉去呗。”高伯年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又不敢向沈萍撒。
沈萍叹口气:“张义民昨天晚上十二点才走,也不知道和小婕谈得怎么样,早起我叫小婕,小婕不理我。这事,你得问问义民。”
“我不管!”烦事加烦事,高伯年忍不住咆哮起来,径自走进那扇玻璃门。
沈萍跟进去,她当然不知道电话的事,只知道自己一夜没合眼。
“你发什么火?不管小婕的事!哼,我知道你为什么,还不是为高原的信,为信里提到的那个人,那张相片。”沈萍大声喊起来,她了解高伯年的秉性。你越让他,他越来劲,你蜇他一下,他知道痛了反而乖了。
“你胡说些什么,没轻没重的,让人家听见。”高伯年果然把自己的音调降了下来。
“小婕的事交给你办,你找张义民谈,他要不通,你负责。”沈萍又开始给高伯年下指示了。
在外面,沈萍比任何人都注意维护高伯年的尊严与威信。恨不得把丈夫塑造成“神”,尤其在自己单位里总是装作对市委内部和领导之间的事一无所知。她这样做赢得不少群众的尊重,觉得她这个人不爱炫耀自己,谦虚,反倒对她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人们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也跟市民们一样有个户口本、粮食本、副食本、煤本吗?他们买衣服买鞋也到商店自个儿去买吗?……利华别墅的生活对市民们是一个谜。
高伯年是不是个凡人,只有沈萍最清楚。
在婚前,高伯年在沈萍的心中也有一圈光环,但婚后,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是女主人当家。当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虽说不必为柴米油盐,洗刷浆补劳神费力,但男主人与女主人之间的内战却像千百万个家庭的矛盾起因一样,也因为一个“钱”字。沈萍家族的老一辈几乎一色的商人,她这一辈又几乎一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