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虑身后名声。杀了他，等于毁自己名声成就人家。不杀他，他好好地活着，还有了让人传诵的千古美名。怎样做，都是海瑞赚了皇帝赔了。大概因为皇帝发觉海瑞是有意击中自己的软肋，因此让他呆在牢房里，反正老子在位一天你一天别想出来，以后谁怎么处理老子管不着。　　　
　　虽然皇帝和大多数官员不喜欢他，但朝廷总得需要这样的官员来装装门面。葛剑雄先生说海瑞“非常不得官心”，说他在官场是非常孤立的。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在民选时代，这种人倒能像马英九那样，靠“不粘锅”这类人格魅力来吸引选民投票。而在帝制时代，政治是对上不对下，谁能和这样令官场同仁避而远之的人做同道？　　　
　　海瑞这样的官员，朝廷有一个来起道德楷模的作用，就足矣。大多数人不可能都像楷模一样，这类先进典型在朝廷中没有推广的可能，《明史》说他“诚为人所难能”很恰当。　　　　　　
张居正不可能重用海瑞　　　
　　张居正和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此时，两大名臣的权势是天壤之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为首辅，权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是个摆设。而海瑞在官场却是空前的寂寞，作为以耿直忠贞之名闻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在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　　　
　　张居正因为害怕海瑞的“峭直”，尽管面对舆论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为此后人很是诟病张居正，认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压海瑞。　　　
　　我以为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海瑞望尘莫及，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在那个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地位。张居正根本不用担心海瑞这个政坛的“低能儿”在权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头，一旦进了中枢，又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大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张居正对海瑞的弃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场中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点张居正深有体会，他在官场上的发达已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为首辅。于是他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短暂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张居正是个悲剧人物，无论是他生前的作为还是死后的子孙的遭遇。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居正不这样做，他能掌握权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说明，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不堪一击的。张居正死了，应该没人挡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这样的官员，没人喜欢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个闲官，谁在他手下当差谁倒霉。海瑞这样的人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伦理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总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们真的像张居正那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还能说“仁者爱人”，“吾养吾浩然之气”吗？　　　　　　
庙堂是非　天下反之　　　
　　顾宪成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大学者，东林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仕途并不顺利，他于万历八年（1580年）三十一岁的时候中进士，开始了宦海生涯，可一直是个级别不高的京官。四十三岁那年才当上了吏部考功司主事，这是个要害部门的中级官员，职责是考核文官的政绩。接着他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一年多的时间，升到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朝廷六部中最重要的司局长，掌管天下文官的选拔，看起来前途似锦，只要不得罪皇帝和内阁辅臣，晋升为侍郎、尚书，然后进内阁做大学士，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顾宪成这短时间顺风顺水只是他仕途的“回光返照”，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他因廷推阁臣得罪了皇帝，被革职为民，回到了老家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集聚了一批不得志的文人，开始收徒讲学。　　　
　　什么叫廷推？就是选拔重要官员，照例要由吏部提出候选名单，然后进行讨论，呈报皇帝定夺，在形式上这种做法对皇权可算是某种限制。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首辅大臣（相当于宰相）王锡爵告老还乡，要新的首辅接任。皇帝以内阁辅臣地位重要为理由，想“特简”——不按规矩由皇帝直接提拔，吏部尚书力争，认为廷推是惯例，宰相（明自洪武帝废宰相后，没有了名义上的相，但习惯将内阁中首辅称为宰相）如果不经过廷推，“恐开捷径”，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将受到极大的破坏。万历帝虽然擅权，但祖宗传下的习惯法对他还是很有约束力的，并不是人们想象那样，皇帝完全能为所欲为。因此万历帝只好听从吏部的建议，仍由吏部提出候选名单。　　　
　　提出名单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吏部尚书、侍郎和文选司郎手中，由此可见顾宪成当时级别不高，但地位重要。他们几人一商议，将两年前因“册立东宫”之事得罪皇帝而辞职的首辅王家屏列入候选名单。　　　
　　万历朝皇储之争是晚明重大政治事件之一，万历帝想舍长子而立宠妃郑氏所生的次子为太子，但在众位耿直大臣看来，这和嘉靖帝追赠生父为皇帝一样，是对礼法的破坏，当然要极力反对。——帝制时代，没有比皇位继承更大的政治了。因此事引起君臣在这个问题上尖锐对立，而大臣中间也产生派系，直接后果是朝局动荡，许多有道德操守的大臣为了维护礼法而去位。　　　
　　礼部给事中李献可，看到皇帝没有立长子为太子的意思，决定迂回一下，建议举行“豫教元子”的典礼，即皇长子正式接受学校的教育，因为当时皇长子已经十一岁了，以此来提升皇长子的地位。皇帝很恼火，抓住奏折中一个笔误大做文章，御批他“诬戏君上，好生可恶”，要求降级罚俸，调到京外。　　　
　　这御批当然要交给首辅大臣王家屏去办理，谁知道王家屏这位山西人，有着一股驴子的倔劲儿，他公开支持李献可，竟然封还御批——把皇帝的命令退回去，这样大胆的首辅，从明清以后，确实不多见。一些言官前赴后继上书为李献可说话，而且言词十分激烈，指责皇帝“坐视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就是说皇帝坐视长子失学，是对老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不负责任，皇帝这下忍不住了，命令锦衣卫将这个谏官廷杖一百棍。王家屏作为首辅大臣，救不了这些言官，干脆辞职。皇帝早就看他不顺眼，自然批准。　　　
　　这次顾宪成等人继续将皇帝不喜欢的王家屏列入名单，皇帝不高兴，下令再拟一份名单。可再次拟的名单，王家屏大名赫然在列，而且顾等人理由很充分，说没有哪条规矩说已经辞官的人不能作为首辅的候选人。可以想见，万历帝该是如何的窝火，心想你们这些老小子，分明是公开给朕叫板吗！于是顾宪成被革职回家了。　　　
　　那个时候，一个士人的声望和他的官职并不成正比，有些入阁大员，被天下士人嘲讽，有些品秩不高的官员，其道德学问却被天下士人景仰。顾宪成虽然官最高只做到司局长，但他的清名早就为朝野所熟知，这也是他回乡入东林书院，能引起那么大动静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在朝的时候，内阁大臣们并不因为自己级别比这个“小顾”高得多，就在他面前颐指气使，或者摆出一副上级对下级关心爱护的样子。许多大臣对顾宪成，采取的是一种平等的态度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