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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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才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到苏区中央局都对毛泽东不够重视，而且经常排斥、打击他。张闻天刚从国外回来，又与教条主义领导人在莫斯科同过窗、共过事，自然附和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最明显的就是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对此“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曾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张闻天只是附和错误的主张，他与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成见，更没有刻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
中央让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1934年初，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为张闻天提供了认识和了解毛泽东的机会。
此后，张闻天不但在他主编的《斗争》报上发表毛泽东两个农村调查报告，而且常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张闻天与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这可以视为张闻天与毛泽东合作的开始。
张闻天自然清楚，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是实际上把他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也是为了达到排斥毛泽东对政府工作领导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张闻天为人忠厚正派，没有按博古等人的意志去办，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合作的态度。就职以后，他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认真倾听毛泽东的想法，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他总要请毛泽东参加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张闻天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赏。有一次，毛泽东参加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后很是感动，对人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革军委迁梅坑，毛和张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起初，他俩只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书中的文采跃然纸上：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两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
当《旅途》一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张闻天又发表三幕剧《青春的梦》，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声名的“青年文学家”。
面对广昌战役的失利，张闻天本无心与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论文学，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若投机不嫌多”，谈着谈着，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抒发了对博古“左”倾领导的不满。
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本书作者注：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把毛泽东视为知己，倾吐了自己积郁良久的心中不满。此时，张闻天眼中的毛泽东，不仅不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而且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有更多的机会与毛泽东交谈，彼此看法越来越接近。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章 欲挽狂澜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可是无数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血溅湘江，长眠于湘江两岸，再也不能和战友们共同前进了。惨重的代价引起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悲痛，也引发了他们的无数个疑问。中央红军像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行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能实现吗？广大指战员在思索，毛泽东在思索，周恩来也在思索。
长期以来，因为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人们认为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被迫转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周恩来对李德和博古的指示一般是执行的，但是，周恩来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6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的坚持，毛泽东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没过多久，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与处在前线的周、毛、朱、王在如何威胁南昌的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对立的看法。周、毛、朱、王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敌人，不同意分散与持久硬打。这样一来，前方和后方的矛盾迅速激化，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
宁都会议上，对立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当多数人把矛头突出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的总责时，周恩来略加思索起身说：
“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在座的“左”派领导人满意地点点头。
谁知周恩来话锋一转说：“但我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看看四周流露出的不满神情，周恩来补充说道：“我提出两个办法供大家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是会上除王稼祥坚持留下毛泽东外，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尽管会上周恩来说了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但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仍对周恩来不满意，并告到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会议中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此后他对毛泽东仍很敬重。
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一直同朱德一起置身前线。他们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首次创造性地运用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即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