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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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站在湘江东岸的渡口边，坚持指挥部队抢渡。他一边指挥，一边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
红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各军团的掩护下，在50多公里的狭长通道上，缓缓前进，到12月1日才全部渡过湘江。
红军最终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大部队渡江时，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留在全军的最后，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12月1日中午红军主力已渡过江后，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1000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个渡口凤凰嘴，但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700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后牺牲在被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下94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后大部死于深山中。
陈树湘死后首级被高悬于湖南家乡的石柱上示众……
突破湘江的第四道防线，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激战达一周之久。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了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了8600多人。而这一次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损失和减员竟达30500多人。这样，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战争如此残酷和无情，使一切参与者感到心在流血。当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博古看到到处是溃不成军的队伍，遍地是横躺着的红军尸体，而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指挥失误时，他感到无地自容。党和人民的重托、共产国际的厚望、党内不同意见的指责一股脑从眼前闪过，他一下子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担心，害怕日益发展的革命事业会毁于自己手中……越想越感到恐惧和害怕，他痛苦地拿起手枪，对准了自己……
“你冷静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博古的举止刚好被路过的聂荣臻发现，他大声制止道。
看到博古把枪放下，聂荣臻又语重心长地劝慰他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是啊，对于当时年仅27岁的博古来说，这个责任是太重大了。但这主要是由于年轻和无知带来的失误吗？不是，是由于狂妄和自大，是由于排斥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导。
还是刘伯承说得对。他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第二章 欲挽狂澜毛泽东再不能容忍“瞎指挥”
一江鲜血，洒在红军西征的路上，也洒在红军战士的心头，更使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痛苦难忍。
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这个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任何军校和讲武堂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凭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毅然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创建红军的道路是从选择起义队伍的进军方向开始的。起义之初，由于敌强我弱，参加起义的各部队相继失利。怎么办？是循当年国民革命军先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之路吗？不行。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三个军共两万多人先期进军两广，已在优势敌军的围击下失败。而秋收起义剩下的也只有1000多人。毛泽东通过分析，当机立断，率部先在浏阳文家市集合，然后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进军。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改变中国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就从这里开始了。
进军湘赣边界并不一帆风顺。志同道合的战友、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毛泽东本人也衣衫褴褛、脚肿化脓。更为严重的是指挥员中意见分歧，黄埔一期生、师长余洒度重提已不可能实现的初衷，要队伍去攻打长沙。更多的旧军官、士兵、农民等，对前途丧失信心，弃枪而去。起义部队人数锐减，只剩下不足1000人。毛泽东不慌不乱，把部队带到永新三湾进行改编，提出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主张，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武装。毛泽东还通过真诚耐心的帮助，将井冈山地区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队伍，训练改编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为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站住脚并建立起新的根据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给部队制定了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改变了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这一改变非同小可，它使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敌强我弱形势下中国革命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变为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积蓄革命力量，逐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新的探索。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建立起红四军后，共同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作战的原则。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朱毛红军同强大于己几倍的敌军作战，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地区的四次“进剿”。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朱毛红军又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两次两省“会剿”，迎来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的会师。还是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粉碎敌人向井冈山进行的第三次“会剿”，挺进赣南，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仗越打越大，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粉碎了蒋介石1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20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和30万大军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越“剿”地盘越大，红军越“剿”越多。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红军从到达井冈山时的不足1000人，已壮大到6万多人。
这一幕幕“横扫千军如卷席”、“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动人情景，这一次次以少胜多、以智取胜的成功战例，常常使毛泽东豪情激荡……
但是，自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走上西征的道路后，红军的人数已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怎么能不使毛泽东心痛、焦虑以至愤恨！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瞎指挥，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崽卖爷田”了！目睹湘江的大败，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不是一个没有胸怀、不讲斗争策略的人。早在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起，毛泽东就开始看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逐渐加深对这种错误的认识。但是，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没有这种认识。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出发，不争不闹，不搞非组织活动。他只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在被剥夺党政军大权而成为空头政府首脑以后，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潜心搞调查研究，尽其可能为中央决策提供积极的建议，等待多数同志的觉悟。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里，虽然毛泽东曾与“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他的初衷还是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意见，纠正错误，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时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人的想法。可是现在，长征途上的红军已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也开始不满中央的领导了，毛泽东终于挺身而出，开始着手组织发动一场撤换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领导的斗争。因为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走得太远了，革命事业已让他们葬送得太多了，如果再不把他们拉下马，毛泽东就要成为有罪之人了。
毛泽东再不等待，再不礼让，决定“拉起旗帜干”。
毛泽东开始谨慎地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内寻找合作伙伴。他首先争取的是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
第二章 欲挽狂澜王稼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要求把王稼祥、张闻天和自己编在一个纵队。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受伤伤口未好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常常碰到一起，创造了边走边聊的绝好良机。
王稼祥有一副消瘦而略带方形的脸盘，宽宽的前额下挂着一副眼镜，显得斯文而有学问。
他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1925年19岁那年他投身于革命洪流，来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一所大学——上海大学学习。在中国共产党老一代著名领导人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的影响下，王稼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