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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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窗口与某种天文现象有关的结论。如果把这个门上之窗当作一个观察孔，那
么，也许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可以观察到某种独特的天文现象。为了证实这种推断的
可能性，他开始进行了天文演算，终于确定了这是古代人类用来观测冬至阳光的独
特设施。

　　　　为做到对这一独特设施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探究，　1967　年12　　月冬至的那天清
晨，奥列卡只身一人来到古墓进行观测。他惊异地发现当太阳跃出地平线的刹那间，
一缕灿烂的阳光就从窗口射进了古墓。随着太阳的不断升高，射入古墓的光辉也开
始四散，并形成很强的光，将墓中的一切照得分明通亮。

　　　　奥列卡在强烈的光照中看了看手表，这正是冬至到来的准确时刻。几分钟后，
随着太阳的继续升高，阳光从窗口移开，坟墓重新陷于神秘恐怖的黑暗之中。

　　　　奥列卡的发现，同古墓的发现一样轰动了西方史学界、考古界和天文科学界。
他第一次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示了五千多年以前的古代人类就已经开始观测和准确判
定冬至时间的伟大创造力和非凡的智慧，这无疑是对古代人类文明的又一个新的探
知。

　　　　当然，这座古墓和窗口的发现，只是探知了人与天体相关的一部分，而另几座
陵墓的发现，则向人们揭示出整个天体宇宙与古代人类的密切关联。

　　　　这就是中国自60　　年代初相继发现的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西安交大西
汉壁画墓28　　星宿图和湖北随县战国初年曾侯乙墓中的漆箱拱形盖上的星象图。

　　　　洛阳与西安交大的西汉墓，主室的顶部和四壁均绘满了色彩斑斓的壁画。其内
容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上部代表天空，下部代表山川。代表天空的除日、月、流
云和飞翔在天空之中的形态不同的仙鹤外，最令人惊叹的便是以青、白、黑三色勾
绘的两个较大的同心圆圈，在这两个圆圈之间绘有各种星辰80　　余颗。经考古学家
和天文学家断定，这就是中国古代天文中的28星宿图。

　　　　显然，从战国初年曾侯乙墓在漆箱拱形盖上绘制星象图到西汉墓在壁画中星象
图的出现这段历史沿革的岁月里，必有其它陵墓在其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那
么这座陵墓起源于何时，其主人又是谁？

　　　　早在1965　　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古代墓壁中配置
天文图像，似起源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墓中上具天文，下具地
理。当时在墓室顶部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辰象图，可能仍保存今日临潼始皇陵中。”
当代考古学家、原秦俑博物馆馆长刘云辉在肯定了夏鼐这一论断的同时，也提出了
司马迁的《史记》对秦始皇陵地宫的记载完全值得相信的观点，因为司马迁生活的
时代和治学态度均不同于后来的班固、郦道元以及其他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
中所记载的一切，被后来大量的出土实物和资料所证实。在甲骨文未被发现时，有
人曾怀疑《史记》中商王世系的可靠性。而随着殷墟甲骨的发现，甲骨上商王世系
的记载与《史记》所记完全相同。这并非偶然巧合的记载，使后人对《史记》更加
深信不疑。而从司马迁的身世也可以看出，他所记载的历史史实是可靠的。他的祖
先曾有多人在秦国做过臣僚，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为汉王朝宫廷中的太史令。
秦始皇地宫的构造虽属绝密，但秦皇宫廷中必有档案记录。因为《汉旧仪》指出秦
陵地宫是按“章程”进行修建的，在后人看来，这个章程无疑就是施工图纸，这类
的图纸在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已有出土，想来秦时的图纸也应同此类似。当年刘邦大
军刚攻入秦国首都咸阳，刘邦就命萧何收“秦丞相御史令图书藏之”，因此汉王朝
对秦始皇陵地宫的构造应有些掌握。而当时的司马谈也完全有资格接触这些属于机
密的史料。司马迁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作《史记》的，对这些机密史料同样可以比
较详尽地了解。因此，《史记》中对秦始皇陵地宫的记载应当说是可信无疑的。

　　　　然而，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但是很难令后人准确地了解
秦始皇陵地宫的真实情况，而不得不根据《史记》的字意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和推
断。据长期进行钻探工作的程学华先生所掌握的资料，可证实秦陵封土下的地宫东
西宽485　米，南北长515　米，总面积达249　，　775　　平方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地下
陵墓宫殿，是世界上任何一座陵墓也无法与之相匹敌的。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局限，对秦陵地宫的深度无法准确地测出。目前秦陵地宫
已用洛阳铲钻入26　　米的深度，但经过分析验证仍是人工夯筑的夯土层，就现在掌
握的情况而言，秦陵地宫至少有26　　米以上的深度。而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穿
三泉”的记载，应看作是穿过了三层地下水。秦陵附近的水文资料表明第一层地下
水距离地表为16　　米，第二层和第三层地下水距地表到底有多大距离还尚无测定。
即是测定，　2000　年前的地下水位和今天的地下水位显然有较大的差异，因而不能
以水位的高低来确定地宫的深度。尽管如此，考古学家还是根据有关资料对秦陵地
宫深度作了比较切近实际的种种推测。在众多的结论中，以袁仲一先生的为最低，
他推测的结果是地宫深度不会少于24　　米，而刘云辉先生的推断结果是地宫最少在
50　　米以上，这是目前考古界对秦陵地宫所作出的大体结论。

　　　　既然秦陵地宫已穿越了“三泉”，那么，地宫内部采用了什么方法堵塞或排除
地下水？有研究者根据《史记》中“下铜而致椁”和《汉旧仪》中“铜水泉绝之，
塞以文石，致以丹漆。”的记载，推断秦陵地宫的地下水是先用冶铜锢其内，再塞
以纹石，其次涂漆，最后涂丹，从而堵塞了地下水，不致于渗入地宫之内。

　　　　这种推断固然有其道理，但仅凭这样的办法能否彻底堵绝地宫内的渗水则引起
不少研究者的怀疑。那个当地宫封闭后，从地下水道里偷偷爬出来的青年工匠的民
间故事，也在令研究者对秦陵地宫之间有没有排水道的问题进行不断地探寻和思考。

　　　　八十年代末，陕西省地矿局工程师孙嘉春对始皇陵以北3　里的秦代鱼池遗址进
行了考察后，大胆地否定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记载的单纯地从此处取土而成
池的说法，提出了秦人筑鱼他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掩护地宫排水管道出水口的论点。
这一令人震惊的理论一经提出，使科学界为之哗然，并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为判
明这一理论的真伪，随后不久，水文地质研究者邵友程又来到鱼池遗址进行新的勘
察。古鱼池水面虽不存在，但他仍然看到了原鱼池底部连片的荷塘和丛生的芦苇。
令他惊叹的是公路两侧与沙河东北侧三角地带的芦苇丛中，竟流出一渠和混浊的沙
河水完全不同的清澈的碧水蓝波。当他登渠问一位正在洗衣服的女人这渠水的来源
时，女人告诉他：

　　　　芦苇丛里有一处昌水泉，常年涌流不息，从不见枯竭。当他走下水渠询问一位
当地农民这里的水源情况时，农民指着鱼池遗址告诉他说：“只一锹就见水。”邵
友程根据推算，得出了“由于有着一条排水管道的制约，秦始皇陵地宫底部的标高，
绝不能低于鱼他中心标高430　米，应在地面以下40—50　　米之间，最深不超过55　　
米”。而至于那个“昌水泉”是否就是地宫管道的排水口，在他后来发表的文章只
是以“确也是个有趣的问题”含混过去而未作明确论证。自然，在秦始皇入葬时那
个被封闭在墓中的青年工匠是否就是沿着这条排水管道从“昌水泉”爬出来的问题，
更没有人去作是与非的结论了。

　　　　秦始皇陵在中国，但关于它的研究者却遍布世界各地。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在
对待秦陵地宫的研究问题上，未免有些拘谨和过于实际。而国外学者对秦陵地宫的
研究思想，则要大胆和开放得多，其丰富的想象，大胆的构思，灵活多变的论证，
实在令中国人为之瞠目。即是那些对秦陵历史的爱好者所做的举动，也令人大感惊
讶和意外。

　　　　早在1978　　年，当中国考古学家正处在发掘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高潮时，4　月份
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就率先登出了驻美学者杨先民先生绘制的秦始皇陵地宫结
构的想象图。

　　　　而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三名科学家，在1984　　年10　　月3　日
出版的第九号《谈论》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建议信，对秦陵地宫的发掘提出了全新
的见地：

　　　　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多学科的工作队，不用物理发掘的方式，而是使用现代的非
破坏性技术，勘探和探查位于中国西安骊山的秦始皇陵，具体地说，我们想要置一
个大型感应线圈和一个电动发电机组，钻探一些干“油”井，在这些“油”井里和
骊山上安置磁场仪和其它电子装置。

　　　　建议使用此方法的优点是：

　　　　——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我们将只钻探直径为八英寸，与塑料管相连接，
通过粘土的浅“油”井，因而不会造成破坏。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探明真正的秦始皇陵的立体位置。它也许就在骊山下面。

　　　　——我们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了解陵墓的深度、体
积与规模。

　　　　这项计划如果能实现，预定目标如果能够达到，将会向学者和科学史研究工作
者提供难以估价的信息。探测方法总的来说是有益的和实用的。　探测自然需要通过
国际合作来实行。……

　　　　陈明

　　　　戴维·勒基

　　　　罗纳德·罗这封建议信的刊出，尽管出乎人们的意料，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