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警察-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了表彰这个战功卓越的“数字英雄”，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博士当选为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IEEEFellow）。这是在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也因此成为IEEE一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张亚勤对荣誉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别人一起合作。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你再聪明，再有实力，也只能掌握某一个方面，要么是A，要么是B，而在现在的科学领域，用A加B或许更好些。我相信，这样的合作是1＋1大于2的。”或许这也是他的智慧无限延伸的原因之一。
喜欢合作的张亚勤也给自己带来了他一生中最佳的合作伙伴比尔·盖茨。盖茨为张亚勤准备了新的助跑器。
第2章 特邀嘉宾华裔女飞行员李月英传奇
对李家来说，这是一段悲痛的历史，李月英为美国在战争期间殉难，却从未有人向他们说声谢谢，也未得到任何应有的尊敬。
李月英是为美国开送战斗机的第一位华裔女性。她的传奇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旧时代的新女性，如何克服种族、性别所为她设置的重重障碍，成为女中豪杰的感人故事。
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华人仍属于次等公民时，李月英却已冲破华人被贬抑的处境和刻板形象，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驾驶战斗机的第一位华裔女飞行员。
1912年出生于美国的李月英，20岁时就开始驾驶飞机。抗战期间，她先后两次前往中国，要求加入空军效命疆场，可惜因她是女性而遭到拒绝。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随着战事扩大，急需大量飞行员。1943年，美国成立了第一支女飞行员服务队，李月英的空军梦也如愿以偿。然而，那时的美国男尊女卑仍很严重，这些女飞行员属军队编制，执行与男飞行员相同甚至更辛苦的飞行任务，但待遇上却按平民对待，即使在执行军事勤务时殉职，也不能获得军礼待遇和国葬。李月英在执行任务中，曾经两次因机械故障而在农田迫降，她的东方面孔被美国农夫误认为日本已经入侵美国，疯狂地举着农具追杀她。李月英被擒后，才得机会向农夫解释自己的身份，澄清了误会。
1944年9月，由于李月英卓越的表现，她被送至德州的追风战斗机飞行学院接受密集飞行训练，六个月后，她成为第一个华裔战斗机女飞行员，也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女飞行员之一。女飞行员服务队也开始享受军人待遇。不幸的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因另一个飞行员的失误而与李月英的座机相撞，巾帼英雄最后化作一缕幽魂。
在李月英殉职的第三天，她在美军坦克部队服役的哥哥也在法国战场上阵亡。李家三天之内痛失两位亲人，悲痛之余，打算为兄妹俩选购一处墓地，为他们举行葬礼。谁知却遭到墓园方面的拒绝，理由是：不许亚洲人埋葬在白人的墓地！子女双双为国捐躯，李家争取的不仅是一方墓地，更是亚裔的民族尊严。最后，李家胜诉，兄妹俩相邻埋葬在墓地的斜坡上，得以俯撖哥伦比亚河潺潺的流水。李母曾这样形容女儿：你无俱风吹，也无俱水涛。这是李月英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世界周刊》曾这样描述李月英：1912年，李月英出生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Portland）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经商，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照顾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对华人移民的歧视很深，华人的地位低下，连选择的工作都受到限制；然而李月英的人生却相当活跃，对于想做的事，绝对勇往直前。她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相当热中运动，游泳、排球、驾车都难不倒她。
李月英1929年高中毕业后，在波特兰市中心的一家百货公司找到电梯操作员的工作，这是当时华人女性被许可从事的少数工作之一。胸怀壮志的李月英，并没有在这份工作待太久，因为有更重要的人生任务在等着她。
1932年可以说是李月英人生的转折点，有机会第一次搭乘飞机，从那时起，她便爱上飞行。
她在20岁那年加入在波特兰市的一所华人飞行俱乐部，接受飞行课程，当时他的老师是美国著名的飞行员AlGreenwood。观念传统的父母亲坚决反对李月英飞行，但是李月英心中一股“定要飞上青天”的坚持，让她实现了梦想。
谈到李月英对飞行的热爱时，她的妹妹FrancesTong说：“那是一个想法，要去做一件自己梦想的事，李月英热爱冒险，且做了件传统华人女性不可能会去做的事。”
一段时间的飞行课程后，李月英成为第一位拥有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女飞行员的比率只有1％，更何况是华人女性。她不但打破对华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同时展现的是，华裔女性在男性支配的社会中，也有与男性竞争的能力。
同胞们赞赏李月英的风趣与活泼，有幽默感，也很淘气，恶作剧的功夫一流。例如她用口红在自己与同事的飞机机尾写上中国字，一次她开一名身材肥胖的女飞行员玩笑，在对方机尾写上“肥臀”的绰号，让大家印象深刻。
李月英还有一个特色，不管在任何大城市或小乡镇，她总能找到中国餐馆吃上一顿丰盛的中国菜。而且她能烧一手好菜，也经常下厨，好像是“大黄蜂”轰炸机的飞行员SylviaDahmesClayton说：“Hazel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不同的文化，增广我的视野，也扩大了我的生活领域。”
今年49岁的Rosenberg，是退休的历史教师，基于对历史探究的兴趣，自1997年退休后开始从事纪录片的拍摄，首先拍摄的纪录片“麻将与回忆”是犹太女性与麻将的故事，李月英的故事是他的第二部纪录片。他说：“拍摄这部片并非计划内的事，而是一个缘分的安排。”
数年前的一日，Rosenberg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历史书籍，其中一个段落立即吸引他的注意，书中提到有一名华裔女飞行员，于1944年在执行勤务时撞机身亡，这个女飞行员就是李月英。虽然只是一段简单的描述，他对李月英的好奇却挥之不去。他循线找到李月英的妹妹FrancesTong，表示想了解更多李月英的事，她在电话中简单地说：何不到家里来谈谈。
Rosenberg记得来到李月英妹妹家的那一天，她打开门，未请他入屋，站在门口仔细端详门阶上的他，然后说：“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60年了。”她向Rosenberg表示，一直等待有人将李月英的事迹正式记录下来，理由是“对李家来说，这是一段悲痛的历史，李月英为美国在战争期间殉难，却从未有人向他们说声谢谢，也未得到任何应有的尊敬”。
第2章 特邀嘉宾美国警察与中国警察，孰是孰非？（1）
我是爆破专家，主张全世界人人拥有炸弹，捍卫民主自由。你身为警察，对我这番话做何感想？
“你在国内是公安局的侦察员，算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可你为什么到美国重新开始呢？”
我对女主持人笑道：“不是说今天只是轻松的闲聊吗，怎么一下子转移到沉重的话题上来了？”
“我们的听众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噢。”她言外之意是让我不要掉以轻心。
我当然明白这位观众想问什么，可我又不想去翻腾那些陈年旧事。林冲放着八十万禁军教头不当，跑上梁山做山贼干什么，这还用问吗？痛苦又无奈！
我说，我可不是脑子一热跟着赶时髦，我可是苦思苦想了很久才下了出国的决心，带着200美金到美国受洋罪。这些年，中国经历了不少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也终于翘首以盼，跨入了21世纪。邓小平不是总说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希望我这块料将来回国也能派上用场。
“银幕上的警察跟实际生活中的警察一样吗？”
这样的问题倒可以聊一聊，这一定是个警匪片的忠实观众。我冲着镜头不紧不慢地说，银幕上的警察是假的，情节是虚构的，失败了还可以重来。生活中的警察要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失败了就可能是千古遗恨，无法弥补。当然，电影里的情节经过了艺术加工，既精彩又刺激，而我们的日常警务却枯燥得很。还有一点，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漂亮妞儿主动邀警察喝咖啡，没有多少女人情愿跟警察过日子。
我说这话时就想到了我自己。
“采访结束咱就去星巴克，我请客。”女主持人不失时机补了一句。
“那当然求之不得，不过你要请美国警察可得小心，他们可得寸进尺。”一句话逗得漂亮的女主持人咯咯直笑。
“请问这位嘉宾，在国内，富人区的警察彬彬有礼，穷人区的警察吹胡子瞪眼，请问美国的警察是否也势力眼？”
“要说势力眼，那可是人类的通病，就拿你来说，”我指了指镜头，“如果大年初一朱镕基和居委会主任同时到你家拜年，恐怕你的态度也不一样。警察也是人，难免也有势力眼，关键是执法过程中，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更不能见了权贵就哈腰，见了百姓就瞪眼，那样有辱胸前的警徽。但人无完人，个别人在所难免。另外，警察的态度往往取决于对方的反应，如果服从指挥，认错认罚，警察也犯不上跟你动粗。如果遇到那愣了巴叽不上路的，你越客气，他越蹬鼻子上脸，那就只好动横的了。”
女主持人笑道，那这位观众说得不错，你们警察就是见人下菜碟。我说，谁都一样，上次回国坐火车，车站门口乱哄哄地挤满了人，头戴大檐帽的检票员见我西装革履的，十分客气地请我进了站，车票都没验。我扭头刚要致谢，就见他正抡圆了胳膊抽一个外地模样的人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