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警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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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暗埋怨自己，怎么上不了台面呢。
文迪是吴新玉在法学院的同学，她大学毕业后，为了弥补过分优越的生活条件所带来的阅历不足，曾主动到南美洲贫穷国家去做义工，有点像我们当年主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迪后来成了华盛顿大名鼎鼎的律师。
文迪驾驶着父母送给她的浅蓝色宝马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免得再因晕车重受二茬儿罪，她一会儿让我看湖边的野鹅，一会儿又让我看远处的树林。我也觉得精神多了，支起耳朵仔细听文迪嘴里蹦出来的每个英文单词儿，竟然都能听懂！我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
汽车驶过一个建筑工地，我看到工地上有不少金发碧眼的美国工人，穿着T恤衫、牛仔裤，觉得既新鲜又好笑，在我脑子里，白人都是西装革履，哪有这副打扮的，还干粗活儿。
吴新玉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你忘了已经在美国了，他们看你才是老外呢。”
他又把跟我说的话用英文跟文迪学了一遍，然后两人便叽哩咕噜地用英文聊了起来，有说有笑的。真见鬼，刚才耳朵还挺作劲的，这会儿怎么又不好使了呢，听得我一头雾水，根本插不上嘴。我心里又毛了，这要是上课，能听得懂吗？
我真成了老外了，在夏威夷入关时，那股美国味弄得我对美国印象就不好，真想打道回府。这会儿又大眼瞪小眼地听人家用英语对话，除了几个英文单词儿，根本听不懂上下文。这美国怎么看哪都陌生，瞅哪哪别扭呢。眼前这条公路通向何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家把我安顿好后就算尽了地主之谊，也还了我当初帮他办护照的人情。我能有他们送一程已经很不错了，好多留学生下了飞机还不是自己摸到学校的，哪有人送啊。以后的路要靠自己了，就算没有路也得踩出一条路来。
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在国内时，总抱怨领导管得太多，问得太细，现在可好，既没人管也无人问，一切好自为之，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随着风飘。我们远渡重洋来求学，学校怎么连接送都不管，光来个通知，告诉你何时何地到校报到，总得有个人组织组织啊。看来出国前做的那些思想准备都没用了，根本不是想像中的那码子事，没有组织让你依，也没有人让你靠，就跟国际歌里唱的一样，“全靠我们自己”。你不能自力更生，就别想在美国立足。
在美国定居多年之后，时常回想刚到美国时的感受，那真是心里没底啊。这怎么办，那怎么办，根本没人帮你。等你弄明白了，闯过来了，也没功夫帮助那些步你后尘的人，因为你又要面临新的问题，克服新的麻烦。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滑、三步一摔跤地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获得了硕士学位，还当上了令美国人也望而生畏的美国警察。
第1章 跨出国门在华盛顿大学接受老美的挑战
“我在刑侦系执教二十多年了，培养出无数专业人才，你是被录取的第一个中国人，你不会让我失望吧？”布莱尔教授一边看手里的材料，一边抬起双眼，透过黑色的老花镜镜框打量着我，好像在问，你小子行吗？
以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命名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位于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与白宫、世界银行、水门饭店相临，GWU是这所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英文缩写。
哥伦比亚特区就是美国人嘴里的DC，面积不大，人口不过70万。没有工业，无法与芝加哥、底特律相提并论，商业也不发达，较之纽约的曼哈顿也大为逊色。华盛顿也不是海滨城市，沿95号高速公路向南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大西洋的海湾，所以又不能与圣地亚哥、夏威夷媲美。但是，DC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她有美丽的波多玛克河环绕，构成与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的天然分界线。当年华盛顿总统选此处定都，这条在此分叉又合流后汇入大西洋的波多玛克河便是主要因素。
国家公园是华盛顿的心脏，也是美国的心脏。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构成了中心里的中心，纪念碑正北不远就是白宫，正南相等距离，坐落着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曾为美国拓疆扩土的杰佛逊总统纪念堂，西边是宏伟的林肯纪念堂，东面是居高临下的国会大厦。贯穿东西的宪法大道和独立大道，把沿大道两边的联邦政府机构和博物馆、纪念堂串连起来，构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其中除了古典的哥特式建筑，便是绿草如茵的大草坪，在此曾举行过无数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包括百万黑人游行、百万母亲游行，以及全美同性恋大游行。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跟许多美国大学一样，GWU既无围墙也无大门，她与城市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美国政治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为美国输送各类优秀人才。
GWU的刑侦系主要培养警察系统的管理人员、侦探、特工以及刑侦技术人才。与其他专业相比，社会对刑侦人才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刑侦系的规模也不大，位于法学院与化学系之间，以便于教学和实践，因为该系的培养目标是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全面人才，主修课程都与法律和刑侦有关。
布莱尔教授是刑侦系系主任，也是我的导师。
“我在刑侦系执教二十多年了，培养出无数专业人才，你是被录取的第一个中国人，你不会让我失望吧？”布莱尔教授一边看手里的材料，一边抬起双眼，透过黑色的老花镜镜框打量着我，好像在问，你小子行吗？
我不敢怠慢，有了跟文迪在机场见面反应迟钝的教训，知道跟美国人打交道得快节奏，便连忙把背了不知多少遍的学历、经历和办案实践向导师汇报，没等我说完，教授便挥手打断了我。
“你说的这些都在这里，”他把手里的材料轻轻摔在写字台上，然后摘下架在大鼻子上的老花镜，捏在手里冲我边比划边说：“我敢录取你，就是因为你的这些宝贵经历，我也不怀疑你的能力，关键是你的英文，我们从未录取过外国人，美国执法部门也从未雇佣过外国人，语言和文化恐怕是你们最大的障碍。”
老教授放下花镜，用食指指着我继续说：“无论是谁，只要有两门课得了C，便被淘汰。另外，我们系不搞论文答辩，而是毕业综合考试，四个小时，涵盖所有课程，靠学生当场独立完成，如果不通过，不仅毕不了业，而且所获得的学分也全部取消。”
我耷拉着脑袋走出布莱尔的办公室，临来时还做着毕业后到FBI当特工的春秋大梦，被人家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开学两个星期了，还真应了布莱尔的话，语言障碍。头一天上课，我一走进教室就感到有股无形的压力，清一色的白人同学，个个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一身牛仔服的中国人。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财迷心窍的人，听说有个独眼国，那儿人只有一只眼，正中间长在印堂穴上。他想，捉一个回来，准能发财。于是，他跋山涉水到了独眼国，没想到却被人家捉起来放在笼子里面展览，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看这只两只眼的怪物。我看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怪，他们看我这个黑头发、黑眼睛、讲一口中国味英文的人也一定很奇怪。警察圈子历来是白人的天下，我真有误入歧途的感觉。
美国的教学方法很灵活，不光老师讲，学生也积极发言，形成师生互动，对习惯于国内填鸭式教育的我来说，极不适应，还没弄明白人家要干什么，已经进入到下个议题，别说发言，笔记都记不全。我只好笨鸟先飞，提前预习功课，找同学借笔记。在吴新玉和文迪的建议下，我还招了一个美国室友麦克，他是医学院的学生，麦克经常纠正我的英文发音，向我介绍美国大学的教学模式，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年。
有一次上课时，老师问我：“石，中国监狱怎样改造犯人？”
“我们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经过一年多的适应，我也敢在课堂上发言了。
身后传来一片不以为然的声音。一个女同学站起来：“我听说中国的犯人被强制劳动，那是侵犯人权。”
我不想跟她争论，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我亲手办过的案子。那是个扒窃惯犯，屡教不改，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一次作案后被拘留，经过警察的教育，痛哭流涕地发誓要重新做人。为表示他的决心，回家后竟举刀剁下自己右手一段食指，拿着血淋淋的手指回到派出所，发誓从此金盆洗手。谁知没过多久，便有人举报他又用那只伤手偷人家的钱包，狗改不了吃屎了。
就是这么一个恶习极深的惯犯，经过一年劳动改造，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也没有重新犯罪。他说，自从进了监狱，才知道劳动是怎么一回事，本来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经过我们的劳动，在上面盖起一座座漂亮的房子。在会陷进双脚的烂泥地上，我们筑起一条经得住十吨卡车通过的公路。劳动苦中有乐，但我这双手以前却没干过有意义的事情，而是用可耻的手段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回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是劳动改变了我的人生。
同学们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我也没想到自己竟能当着全班用英文高谈阔论。我一讲完，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列举了许多劳动改造的好处，又想出一些鼓励犯人参加劳动的措施，如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用参加劳动的天数折成点数，优先考虑假释等。还有人提出一些限制措施，以防止狱警滥用职权，变相体罚犯人。这些美国未来的执法者，通过那一课都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的监狱也是监管罪犯的地方，而不是关押不同政见者的集中营。
在克服语言关的同时，我还�
